出身的枷锁

出  身 的 枷  锁

自古以来就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说，那是指人们因各自的不同兴趣、爱好、性格，习惯、收入多少等自然地区分为不同的群体，这往往是一种自然的组合，完全没有人为划分的因素，更没有一个晋渭分明的绝对界线，而我国就曾经出现过一个人为地将所有国民划定为三、六、九等的政策，既所谓“阶级成份”、“黑五类”、“红五类”。建国初期这也可能是出于稳定国家政权的一种方法和手段，无可厚非，开始它可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定，继续推行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以阶级斗争 为纲，那就起到一个打击一大片的作用，使人们彼此之间划了一道鸿沟，给一大批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少年在心灵中造成一种极大的精神创伤和心里压力，有一种人身自危的感觉，因此这种“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便成了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我们这些60多岁的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深受其害的。

我出身是“自由职业兼地主”,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文职官员,因不是蒋介石嫡系，解放时不愿随蒋介石去台湾,50年在衡阳当地被镇压,这样他的后代们自然成了”黑五类”,这个缺陷有如烙印不可磨灭,这与生以来的包袱就沉重地一辈子扛在你的肩膀上,十二年共产党的课堂教育不能洗刷它,十四年的农村洗心革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不能使它磨灭,几十年的伤痕屈辱,几回回的含痛忍泪,铸成了我前半生扭曲的心灵。但我们作为新中国红旗底下长大的青少年开始是不懂事的，根本上不知道培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祖国母亲在关键时刻会抛弃自己的儿女，1964年的高考，当时是班上的尖子生的我却不能如愿上大学，一大批考试时要问我题目的同学却升上了高等学府，当时的感觉犹如堕入冰窟或万丈深渊，开始还只是不服气，伤心，委屈，但还未归咎到自己的出身上，和我有同样经历的还有黄**、郑**、刘**、欧**等人，于是我们又下决心试第二次，同样的结果才使得我们有所清醒，这时才想到当时正是阶级斗争的年月，我们这些人都是“阶级异已份子”，（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我们在长沙看大字报时才知道当时我们的政审材料上未经阅卷就加盖上了“刻生不予录取”的印章------），但“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的教导激励我们与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要划清界线，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战士，于是伙同同命运的几个同学上山下乡，加上当时城市正面临着就业压力，我当时的年龄又小，个子也矮小，在城里随哪个工厂都不会要我这个“童工”，说实话那时我家经济条件也算好，也不需要我外出打工赚钱，而上山下乡是去闹革命，按当时的政治宣传是如同30年代的上延安，刘少奇曾对上山下乡知青说，将来的县长、县委书记都是从你们这里产生。我虽不要当什么县长、书记，但上山下乡至少说明我是要求革命的，是背叛了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电影“青山恋”、知青榜样董加耕、郉燕子、侯隽等的优秀事迹激励着我，于是我与同班同年级的共五个高中生一起跨上了赴郴州地区桂阳县方元公社插队落户的征程，用现代的话说是“我将青春赌明天”，而这一赌就赌去了十四年------

来到农村后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命运又如何呢？历年来的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又会将你怎么样呢？凭心而论，农村的绝大部分社员群众对知青都是很好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对我们在生活方面的关照、关爱都是无微不至的，使我们基本无置人篱下、低人一等的感觉，只是极个别人，当某件事与之有利害冲突的时候，他便以阶级出身这一招来占你的上风。我记得在农村当生产队委会干部时，因为生产队里工作的事情与其它干部有不同意见分歧的时候，其中曾有个别干部提出过我出身不好的事情，当事后证实我是正确的以后就未继续追究了。而最使我们感到呕气的就是在入团，入党、招工、招生方面，还有就是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

记得在社教当中我入团的时候，我在谈到对家庭出身的看法时，硬是将自己的家庭说得一无是处，有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方那样才得以政审通过，其实我家在解放前对当地农民相当开明，祖父为“三朝名医”，一直往在市内靠行医为生，由于他医术高明，湘南一带较有名气，收入颇丰，时值旧中国兵荒马乱年代，老家乡民经常前来借钱，无钱偿还便自愿以田地抵押,于是便积累部分田产，而老家距城市百余华里，交通不便，家里对租谷很少过问，能交就交，无能力也就免了，乡下农民来城就医还要提供食宿，无钱的免费义诊，以至到解放后土地改革中，当地农民对我家仍非常尊重。但在社教中我出于对党的忠诚和信仰，为表明彻底地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只有这样表现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现在看来我当时纯粹是政治上的幼稚和思想上的单纯所为。至于招工、招生我们是根本没有分的。在农村中曾招过两次工，都与我毫不沾边，那些出身好的和中等过得去的都走了，对我们的安慰就是“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继续接受再教育”等等，这样我们还只能是能忍气吞声。1973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是无资格报名的，因为沾了“杀、关、管”，我的一个外甥报了名，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最后根本不能录取，而数、理、化交了白卷的张铁生却被录取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考进了县内的前10名，但最终不能被录取，也就是因为我的阶级成份“太高”的原因，如此种种，一副沉重的枷锁锁得我喘不过气来，低人一等的人格使我感到懊恼：我已花费自己十四年的宝贵青春作代价，为什么还不能抵赎回和逆转前辈人留给我“地主”成份的命运？“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为什么成了一句空话？我们似乎成了为自己可爱的新中国母亲的弃儿 。自悲，惆怅，愤慨，最后只能麻木不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