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历史迷雾---闲话“军统”“忠义救国军”是什么？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按: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毛泽东是姑表兄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当过林的班长，俩人还因琐事动过手。

文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他还曾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

后文强因受到上级的不公正对待愤而出走，年轻气盛的他要去找周恩来反映情况，可想而知不可能找到，结果造成脱党，在种种机缘之下加入特务处，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治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文强“牛”得很，非常“牛”。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据说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原拟很早就释放他，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结果被文强一口拒绝，说的话还很气人:

“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可能多少也出于这个原因吧，文强被关了很长时间，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有个儿子，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

文强的另一个儿子文贯中，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2000余人。

1939年2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从此以后，“忠义救国军”成为受军统运用的一支武装部队。前面曾说到，“中美合作所”在各地举办过12个训练班，其学员就以“忠义救国军”为主，美援助的武器装备也大都给了他们。因此，到抗战中后期，“忠义救国军”已成为一支武器精良，并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特务武装。

到抗战胜利时，“忠义救国军”已经发展到五万之众，军统全盛时期，号称“拥兵十万”，其中是包括了“忠义救国军”的。

抗战期间，军统在敌后实施了大量破坏行动，如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以及搜集情报等工作，主要都是由“忠义救国军”实施的。

当然，由于“忠义救国军”的驻防主要在苏南敌后打游击，正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也不少。

抗战胜利之后，各界“取消特务”的呼声很强烈，一度，军统的日子很不好过。适逢此时戴笠出事，犹似雪上加霜，“忠义救国军”成为一块肥肉，人人觊觎，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打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博弈，最终，“忠义救国军”与其他部队合并，成立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

按:这个“交通警察”与咱们现在理解的交警不一样，那时的“交通部”，是连铁道、公路等都合并在一起的。“交通警察”起武装保卫作用，其实就是作战部队，不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那种。

交通警察总局，员额7万多人，局长为中将衔。下辖18个总队，每个总队基本上都是加强团的编制和配备，近4000人，总队长都是少将级的。

交通警察总局的归属，挺有意思。在隶属关系上，列在交通部，交通部要负责日常的经费；但一切人事、调动、指挥，全归保密局；由于保密局又列在国防部之下，国防部还要承担其后勤补给。所以，抢了半天，谁也没抢走，还是归了保密局。别的部门只落了个干掏钱。

交通警察总局先后有三任，吉章简、周伟龙、 马志超。

吉章简，海南人，1900年生。军校二期工兵科。吉是郑介民的同乡，但他并不是军统的人，抗战爆发以后一直在胡宗南手下搞军事工作，曾任新7军军长，后任首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因作战不力被撤。

按:在“三民主义力行社”中，吉章简跟陈恭澍是一个组的成员，同组的有白世维，还有蒋孝先、韩文焕等大人物。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1901年生，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跟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周伟龙是“十人团”之一，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曾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还在“跑单帮”，周伟龙曾救过他的命。周伟龙是第二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1949年初因密谋起义被毛人凤察觉被捕，后押赴台湾处决。

第三任、也是末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是马志超。

马志超，甘肃平凉人，1903年生。军校一期毕业。马志超是军统历史上最被高估的将级特务。

在解放战争中，交通警察总局曾参与了“保卫淞沪”的战斗，最后被歼。

“忠义救国军”从淞沪起家，又在淞沪走到了他的终点。

在改编中，由于“忠义救国军”的大多数人来自江南，不愿背景离乡，因此，有一些就转业到了当地，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解放以后，由于他们的军人本色，大多不塌实，当了土匪。这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女匪首----黄八妹。

按: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买卖，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武装，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1943年，黄八妹干了一件大事，亲手逮了一个日本士兵解送国民党当局，并受到了美国顾问的赏识。

1948年，黄八妹被毛森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其夫谢友胜为“副司令”。解放以后，黄八妹多次派特务骚扰大陆，并令谢友胜回大陆潜伏，被抓获后镇压。

黄八妹逃往台湾后，曾以“协助大陈转进有功” 受到蒋介石嘉奖，并定居台北市。1982年病逝。

可不要小看黄八妹，上海的地方史志上都有她的专章。

      黄八妹一位被历史和情感扭曲的悲剧人物
    “双枪黄八妹”， 在平湖一直是很有争议的人物。其实黄八妹的一生既有为匪抢劫的一面，又有办学行善的一面，既是抗日英雄，又是反共顽固派。所以群众对于黄八妹的评价有，为匪可恶、办学可敬、抗日有功、反共有罪的四句话。而黄八妹的人生两面既有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也有她作为一个女人情感上的原因。

黄八妹(1906～1982)

      黄八妹，名百器，又名翠云，绰号双枪黄八妹，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父母共有子女十三人,她排行第八,故称“八妹”。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得父母兄长的宠爱,可是家境不好,因而幼年失学,父亲后因生计而从事私盐买卖。金山与平湖是沿海县分,盛产鱼盐,该处也是江湖好汉出没之区,所以贩运私盐的都得有一手看家本领,黄八妹为应付生活环境练得一手好枪法。有一次遭另一帮私盐贩子抢航道,黄八妹被迫火并,在寡众悬殊下,幸赖她一轮左右兼施的快枪才反败为胜,“双枪黄八妹”的雅号也因此在江湖上崛起,在太湖一带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日军于1937年底席卷江浙边境一带,黄八妹的家乡亦告沦陷。那时黄八妹在地方上经已颇具势力,眼见日军及汉奸在家乡奸淫掳掠,胡作非为,激于爱国义愤,随即带了一部分人枪下乡打游击战。后来她罗致了部分失散官兵和地方自卫武装分子,实力逐渐强大,并借着她的帮会关系,得到部分武器供应和掩护,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经常袭击下乡来骚扰的小股日军,常有斩获,使盘踞浦南海北一带的日军深感头痛,于是屡次下乡对她发动“清剿”。1938年，黄率部俘获日军驻乍浦炮兵队长。是年冬，黄部与浙江平湖谢友胜部游击队合编，在杭、嘉、湖一带流动作战，由国民党军统局江南挺进军委任为特务大队长。

      1939年11月7日，国民党62师冒着倾盆大雨，进攻嘉兴王江泾，日军二三百人，由苏州乘三列军用火车，沿苏嘉铁路开赴嘉兴增援。双方在王江泾附近的铁店港遭遇，开展激战。时民众抗卫队队长黄八妹率三十余名战士，乘日军营地空虚，抄小路偷袭，收复了王江泾。旋回平湖，时国民党平湖县县长唐伯钧任命黄百器为国民兵团自卫大队队长。

这时黄八妹已与谢友胜结婚,并接受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和忠义救国军的正式番号。他们夫妇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头脑灵活,深明事理,另有一套带部队打游击的方法。在地方基层方面,谢友胜广收门徒,黄八妹广收干儿女,部属中大都是他们的门生子女,此时的“黄八妹”三个字,老百姓视她为传奇女英雄,日本人却对她恨之入骨。

      1943年,黄八妹部队在平湖乍浦海口击沉一艘日本炮舰,日军大举“扫荡”谢友胜的家乡渡船桥,把他们的长子谢其昌和老少村民数百人(大多为黄谢两家亲友)逮捕,要挟黄八妹和谢友胜投降。日军派人往返谈判,结果黄八妹拒绝投降,只答应如果日军释放全村人质,她的部队不再袭击当地日军。然而,不顾人道和信义的日本兽军,第二天就把三百多人质在渡船桥村头用机枪屠杀清光,噩耗传到山区基地,黄八妹痛心欲绝,这一份血海深仇更加深了她对日军的切齿痛恨,于是指挥部队对日军各地据点大举攻击,自1943年夏天起的一年中,她把海北地区日军四十八个乡镇据点,攻克了三十六个,并在友军支持之下,攻进海北重镇乍浦。不久她的部队又因抢救国军飞行员程百祥,得到上级嘉奖,委任为江浙护航纵队司令,以配合日渐接近的盟军反攻行动,日本军阀自此更视黄八妹为心腹大患,三番两次调动大军对她进行“围剿”。

      1944年4月，黄部攻克平湖县虎啸桥、全公亭、金丝娘桥等东乡集镇，并收编了驻全公亭的汪伪和平军。是年冬，在一次抗日战役中，俘获日军土田美奈义、曹川岛太郎等数人，黄亲自率部队押解日俘去浙西行署，交与行署贺扬灵主任后，又通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西办事处主任金越光引见，受到美国顾问白雷非赏识。1944年被贺扬灵委任杭州湾护航大队队长，获得一批美式武器装备和无线电台一部。5月更名杭州湾护航总队，黄升为司令。

      1945年六月在平湖的一次战役中,日军没有出动战车重炮,只派遣两百多名骑兵包抄突袭,等到黄八妹的警戒线发现情况不对时,已来不及向她通报。黄八妹于危急关头机警地越墙逃出,跳进一条傍村的河中,她游得筋疲力尽,几乎葬身河底,幸得一位正在河畔采菱的李老太太搭救,又把她藏在木桶之下,才避过日军搜查而忽脱险逃生。

      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黄八妹的“护航纵队”番号结束了,部队改编为平湖县保安总队。黄八妹则以地方士绅身分被选为平湖县参议员,参加地方复兴重建工作,由于她自己未受教育,深知失学的痛苦,于是出资在地方办学,造福家乡。1946年秋，她在乍浦五都元帅庙创办了乍浦镇第二完全小学。次年又在汤山西麓建造了新校舍26间。1948年她又创办了私立海风初级中学。

      战后,黄八妹因经营业务仍往来于平湖、乍浦、金山之间,常在激战过的地方凭吊,不时探望她的战时袍泽和阵亡将士遗属,加以慰问和救济；尤其是对救过她的李老太太,更以“干娘”名义侍奉,足见黄八妹义胆仁心,忠孝两全,是游击队伍中的巾帼典范。

      1946年黄八妹任“江苏省第三督剿委员会第二督剿组组长”。不久，任“苏浙边区勘乱建国总队平湖县大队副队长”，在平湖、金山一带进行反共活动。1948由汤恩伯委任为“浙江省绥靖第一团团长 ”。1949年4月，参加毛森在沪召开的反共应变会议，被委任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同年，平湖解放前夕，黄率部撤离大陆，盘踞大洋山。1949年5月平湖解放后，黄多次派遣武装潜回大陆，收集情报，并充任国民党“平湖县县长”。1950年大洋山解放时，黄随军退至台湾。任“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总会浙江分会”主任。1955年一江山岛解放后，去台湾，定居台北市。1982年5月4日病逝于台湾。1990年4月2日移灵故土，与丈夫谢友生合葬于乍浦“九龙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