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们这一群知青的蹉跎岁月
许佑铮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2年，我们于涟水河畔的湘乡二中结束了高中学业。因为三年“苦日子”，经济萧条，招生指标宛如光头粉上撒了点肉沫，点缀一下。我们班每个班录取了5位同学，他们成了时代的幸运儿。 我曾记得，班主任王寄北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有志者事竞成！我一直深信着这句格言。所以我一直穷追不舍地苦恋着音乐。尽管音乐专业招生一直处于冬眠状态，但我渴望着经济的复苏，我随时准备着迎接春天的到来。
1963年，我曾在母校办公楼四楼自修着“基本乐理”。实践着“作曲法”那些基本技巧。我的另一个执着的同学傅真忻每日在四楼打着赤膊认真地画着素描。谢欣老师每日也在四楼进行着壹万张画运动。“业精于勤”对年轻的我，启发很大。
一晃就是几年过去了。我在九中代过课、在房产公司工地做过副工、担过铁路土方、为省机电四处搞过电杆装运。我还天真地拿着“毕业证书”去工厂打听“是否要招工？”，我多么向往吐着袅袅青烟的工厂，它对于青春的我，多么具有童话般的魔力啊!
我还参加了县歌曲创作小组，和教师们一起排练歌舞，周日在“大礼堂”演出。我参加更多是居委会回乡社会青年文艺活动。每日谋划着排练节目，指挥着大合唱，为居委会、城关镇获得了不少一等奖。我创作的歌曲“集体好”后来搬上了邵阳地区调演舞台，获得了热烈的掌声。青年时代的我，作品第一次走出县门，获得了令人羡慕的一等奖。
1964年，湖南师院艺术系没有任何招生的讯息，倒是江西师院艺术系恢复了招生，但只对本省。我们如久旱遇甘霖，我和傅子、楚毫、阳生、国尧不请自去，院方被动接受了报考。当时，傅子、楚毫其作品常见于报端，我的歌曲作品也上了地区舞台，连我的图画作品也很不赖。院方对我的专科很满意，所以，老师找我进行了谈话。后来，急速赶去武汉，报考了中国音乐学院。一场当堂作曲又使我参加了六十余人中的七人复试，我饱含着期望在等待。不久，通知来了，江西我们均落选。南昌姑妈为我打听，政审不合格成了一个重要因子。我接中国音乐学院的通知还蛮激动，结果却是名落孙山。武汉考区仅录取一名，紧缩仍在发挥着作用。
1965年，我参加了湖南省韶山灌区湘乡指挥部文艺宣传队。我创作的组歌“歌唱韶山灌区”在湘潭参加了省指挥部的汇演。其中“一道喜讯传下来”获得好评并刊载。“锣鼓喧天来庆功”成了县“轻骑队”的保留节目。在宣传队的日子里，我发现姜科长等领导们非常注意报纸中北京中央领导的状况及社论，这正是文革起风的初始阶段。我们在忙着到工地慰问演出。对政治毫无一点敏感。后来灌区通水了，我们这个宣传队的使命也便完成。这大半年的相聚，如今离解散又快半个世纪了，成了我青春年华中文艺实践最美好的回忆。
我率领的居委会排练队，人数在悄悄地一天一天减少，他（她）们已分配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我们几位成了无娘的弃儿。甚至因成份，排成的节目也不让其跟随伴奏，真让人匪夷所思。我开始尝到苦闷、彷徨的滋味，前途何在？路在何方？
我父亲解放前后都是在北正街小学任校长。祖父在世时在天泰糖行帮工，当先生。省吃俭用，有了一些节余时却英年早逝。这一些节余便放在伯祖父店里作为小股份衍生出供养父辈的费用。祖父辈民国十一年分家。其后，伯祖父又是未成年父辈的监护人。伯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对伯祖父家的财产无任何继承权。1950年，我父病故，最后连小股份也不知去向？难道是伯祖父家的工商地主成份张冠李戴在我家头上？我将疑点向领导作了反映，但我的苦衷被漠然处之。我又对毛泽东“论阶级成份”中文末阐明三年后将改变成份的诺言充满着希望，但现实是纸上谈兵，几十年却是无限延伸。我只有无语了。
1966年到来了，我只盼望有高校可考。终于收到了湖北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兴许湖南也可能招生。我心里燃起了一炬希望之火。但北京的文革在不断发酵，我压根儿不曾料到会发展到“停课闹革命”这一步。学校的红卫兵在向老师发动着无情的攻击。大字报刷满了学校，老师被揪得所剩无几。大字报贴上大街，打倒“刘邓陶”的标语骇人听闻。领导们顿时成了无头苍蝇，无序乱撞。正常人说混话：“×××有问题我用脑袋担保。”女神经声音嘶哑，白沫飞溅凑热闹：“造反有理，你算老几？”男神经似在讲“真话”，幽默地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上“放屁”后，还正儿八经签上“反修一兵”。工厂停了，机关瘫了。学生们高高坐在课桌上庆祝胜利……由于学校正常秩序不能为继，宣布停课闹革命便顺理成章了。这样，我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好几年的“招生”戛然而止。同学王道求、楚毫帮我联系的文工团和柘溪总队也因混乱而泡汤。我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和前途正式走进了死胡同。
从此，文革肆虐。今日，成串的高帽队画着“丑”脸敲锣而过，有点荒唐可笑。昨日，夜幕下的七一广场正在斗争着一位从山西揪回的“地主”老太，她是湘乡名校二中前身一女校的校长胡仲敬，我推算她应该有六十多了，低头站在用方桌拼成的批斗台上，身材矮小，孤立无援，我现在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当时，庙宇菩萨被砸，店门招牌被毁。我家被抄二次，无法无天抄去衣物。我中学时代的多本日记在火光中化作烟云，当时，我只有无可奈何的叹息！
滚滚滚！勒令贴在门上，半夜大门被踢得嘭嘭作响。我不知所措，心在狂跳！杜甫“石豪吏”诗中：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千余年前出现过的黑夜惊魂一幕又在重演。分配工作我们无份，作零工的线被捏断，有的甚至粮食供应也被停掉。每日，有车轮般的“动员”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上山下乡之路。我没有办法，我极其悲凉，我仿佛看到一条迷茫的阡陌的小路展现在我眼前。也许，这就是我今生的唯一归宿了。
“龙卷风”把我们晕糊糊降在乡下
（一）
1966年11月19日是我们上山下乡的日子，一个改变一群人人生轨迹的日子。我们象被龙卷风猛然吸去，晕糊糊地降落在乡下。
那一天，在北门口，我们带着大红花整队出发，走向离城十余里，等待开垦的湘乡茶场。我很无奈，我更笑不出来。母亲五十多岁了，一人孤独在家，为姨妈带小孩获得生计。作为独子的我，无能为力，我象被狂风扫荡的落叶，无处可攀附。
好在路程并不远，只走了一个来小时。这次，县茶场一共接收了64个男女知识青年。安排在雷家塘、罗汉冲、安丘、戴家湾。即一、二、三、四生产队，我分在安丘（三队）。我们全组共十四人，八女六男，最大廿四岁，最小十六岁。文化程度高小至高中。其中二男二女来自小演员训练班，他们家庭成份不好，为不至沾污社会主义文艺舞台纯洁形象，被终止分配剧团，改发配到茶场。更巧的是本组只有一位“根正苗红”的知青，也许是来锻炼镀金的。其余的便只能享受“可教子女”的“美”称了。由于是长期逆刺激以至“神经麻痹”，我们这一群人常在生产队、青年组、食堂和自留地，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
到生产队后，暂借住在社员“泉胡子”家。他是回乡青年，我们的语言似乎有共同之处。第二日大早便开始了出工，去合作社担化肥。上午、下午有四场工，熟悉新的田里工夫。以后，每天是以日出日落为时间标尺，周而复始推进着新农民的进程。一天满勤，男的计十二分工，女的计八分工。我们赖以为家的安丘生产队有水田六十余亩，还有等待开发的几百亩茶土和一个猪场。分农业队、副业队，每年轮换出工。在农业队，每年就是锄草皮、担粪、翻凼、担大凼粪、撒石灰、插秧、扮禾。每日泥里来，水里去，指望着二季丰收。在副业队，开山、整土、种茶、锄草、种西瓜、种萝卜、担水、浇粪，指望着茶树快快长大，指望多挣几个“活水”钱。
为猪场上街去大米厂拖糠，我们倒是顶喜欢的。一辆钢丝板车、一个男的拉、二个女的推。虽然红仑上四个陡坡难上，劲使得不集中，甚至倒退，要乞人帮忙。但事情脱爽，还可以回家，累得有价值，所以乐于前往。
有一次，我奔跑着放第二个下仑时，付举莲和阳青云单脚搭在轮子的轴上，手扶着木箱，享受着飞速的刺激。我有个神经性呕吐的毛病，在越跑越快的奔跑中，突发呕吐，只得将板车丢在一旁，幸喜没翻车伤人。这是观音菩萨在文革“关禁闭”期间，担“风险”的救苦救难。在怜惜保佑着我们这些苦命孩子的平安。平时，我们也常与县里一些领导干部的板车队在红仑相遇。他们正在红仑上“五七干校”接受与我们一样的“劳动改造”。后来拨乱反正后，得到解脱，官复原职。或荣誉退休、怡养天年。最后我们也打道回府，回城安排，但我们失去了比他们更重要的青春年华。原来的高小生、初中生、高中生被尘封已久，因为机已失去，时不再来啊！青年时代憧憬的理想，不但无法实现，还在让其承受晚婚、计划生育、破产、下岗之苦果。而且，只能自个儿慢慢地消化着由别人制造的苦果。莫等闲白少年头，空悲切！怪谁？
冬天来了。我们被派上街，成了“名符其实”的“收粪兵团”。我管北门，许卓群驻三眼井。为了多收一点粪，要起早，以防别人抢先。更要先发制人，主动帮“奶奶”倒马桶。只有先将粪倒入自己的大粪桶，你今天的成果才会靠实。在家吃过迟早饭，再担着满满一担粪，经火车站、联盟大队、过渠道、翻过小红仑、园艺场、中间还要歇好几次气，当看到坡下一丘丘的水田，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快完成了。将粪倒在大凼中，祈望来年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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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28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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