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户口！（三）

      文化革命中造户口反，如同坐过山车一样，上户口，消户口，好梦转瞬消失，知青又被逼回农村。时隔三两年，前后两次下乡待遇绝然不同：64年是胸前挂着大红花，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这一回却是手枪加手铐，武装押送遣返收容。

      我侥幸逃脱被遣送的命运后，也没能发现获得“造病”回城的秘方，为了我和我的女儿不再受人驱赶，我选择了第三次转点，一家三口离开黄花，迁徙到平江一个叫三鼎桥的地方，这里有一座飘峰山，矗立在汨罗、平江、长沙三县交界之处，据说这山上寺庙的鸡鸣可以远达周边各县的农家，故而有着“鸡鸣三县”的美称，且距杨开慧的老家不远。飘峰山下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不远的河岸上有一座镇河宝塔。这里，除了出产稻谷，小河里就出产沙子。还有一群善良的农民。

      几次转点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越是靠近大山深处，越偏远的地方，农人越忠厚老实，也越富有同情心。生产队将一间空置的属于“五保户”破败的厅堂借给了我，间断成前后两间，还帮我砌好炉灶，挖了茅坑，我的一家就在这里开始我的几近十年的农耕生活。这里当年没有安置知青的指标，我们的到来，似乎并没有给宁静的小山村带来波浪。村民平和安静地接受了我们。

     我一家已被城市遗忘，我也遗忘了城市，遗忘了和我一起下放江永的知青们，完完全全与外在的世界隔离了。户口的有无已经是我无暇顾及的了。春寒料峭的时候，我和农民们挽起裤腿，在冰冷彻骨的粪水里翻凼；盛夏酷暑，顶起烈日和漫天繁星一起车水抗旱；深秋，翻越崇山峻岭去砍柴；寒冬腊月，聚集在狭窄黑暗的晒谷房里，燃烧着那些刚刚砍来的生柴取暖，烟熏火燎里泪流满面，清理一年来工分和账目。我不敢丝毫懈怠，因为我要靠我的辛劳，我的汗水，来养活我的妻儿。为了评到强劳力的高工分，在田间休息的时候，我故意挑全队最好的男劳力摔了一跤，用“大背包”把他“仰八岔”摔在地里;一担挑起一百三十斤磷肥，飞跑10华里，第一个回到队里。可是，农业学大寨让我们越学越穷，每个工的工值，不到二毛钱，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一个青壮年劳动力一天才挣得一毛多钱。就在这负债累累，极度窘困的状态下，我度过了在飘峰山下的第一年。

     第二年开春时候，邻大队的学校一位公办老师请产假，妻子于是去任代课教师，每个月可以挣到二十八元的代课费，当时对我们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可是女儿怎么办？那时候她不满3岁，什么都不懂，妈妈在上课，她径直跑进教室要妈妈抱，妻子是一个责任心很重的人，生怕影响了教学。于是我只好勇敢地承包了带孩子出工的任务。

      当我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女儿便和队里的儿童们在一起嬉戏，可是下雨天的时候不能把她关在家里，我就每天早上出工之前，带着一个鸡蛋，抱着她送到坳背的细娭毑家里照看，细娭毑是隔壁生产队的五保户，我们每天给她一毛钱算是照看女儿的力资。她老人家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傍晚收工，我去接女儿回来，一路上我问女儿今天吃什么菜，她说：“呷茴（红薯）藤”。那时候正青黄不接，有红薯藤吃就算不错了，何况用现代营养学的眼光看来，红薯藤是绿色食品，只是那东西没有油，就涩口得难以下咽。更不必说那年月餐餐靠它下饭了。她说得轻松，我听得心痛，可是一筹莫展。

      一天半夜，女儿从熟睡中突然惊起，一双手死死将我抱定，惊恐无状地叫唤着：“爸爸，爸爸，我怕，我怕-----”。我急急忙忙爬起来，点燃煤油灯，将她搂在胸前，安慰道：“囡儿不怕，爸爸在呢”。但是只要一放她躺下，不到片刻她又突然惊叫而起，浑身颤栗，我只好通宵达旦抱着，让她在我怀里安睡。第二天细娭毑告诉我，女儿是在田堘上玩耍，被突然一条狂奔而来的牛从她身上跨过给吓坏了…….。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女儿一天天枯瘦，而且半夜里磨牙，常常叫唤肚痛，恐怕是寄生虫作祟。她脖子是又细又小，似乎连头都要支撑不起来了。那时候，我母亲仍在上班，听到这种情况，立即要我将囡儿送回长沙来。

       这天夜里，妈妈抱着熟睡中的囡儿坐在床上，吩咐我用囡儿的衣裳包着一面小园镜子放入门外的井口后，拿出来朝家里走，一定不要回头，口里一边还要不断念叨：“囡儿，回来哟……..”。而妈妈就在屋里轻声回答：“囡儿回来啦，回来哒…….”。也不知妈妈怎么会知道这从远古一直流传到今的给受惊吓的孩子们“收魂”的妙方的。奇怪的，居然是非常灵验，囡儿渐渐地睡得安稳了。看见面黄肌瘦的孙女，妈妈无比心痛，于是毅然把囡儿留在长沙。

       一个家里突然多了个小孩，立刻被街道上的小脚侦缉队发现了，于是每次查户口，我家就是必到的。可是他们每次都找不到我，心里越发怀疑，于是越发查的勤。有一回终于被他们查到了。但是，仍旧不是我，是我在新开铺工作的弟弟回家休礼拜。查户口的喜不自胜，责问我弟弟：“你怎么回来了？”“我怎么不能回来！”弟弟故意和他们逗。“你哪里回来的？怎么不报户口！”弟弟还是揶揄地回答：“我新开‘县’机床厂回的，也要报户口吗！”他们这才发现找错了对象，气急败坏地走了。

     就这样一次次夜半的骚扰，给我父母带来的惊恐，无形中烙印在囡儿的印象之中，她似乎隐隐约约感受到这群人，是冲着爸爸和她来的。日后只要有穿警服的户籍从门前路过，她便吓得急忙往家里跑，屏息静气躲在门背后。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小杂院里，有四户人家。邻居毛家有个小青年失业在家，也许是闲的无聊，常常喜欢作弄囡儿，最不待见的就喜欢说囡儿是乡里妹子没有户口，弄得囡儿很是沮丧。虽然她并不明白什么是户口，但是她知道一定是大家都有，而唯独她没有的东西。

      这天弟弟上街回来，拿着刚买回的袜子，从上面扯下的商标，顺手交给囡儿，逗她说：“囡儿，这是你的户口，要放好，不要丢掉了”。囡儿喜滋滋地接过来，看看这张花纸头，小心翼翼地揣在衣兜里，心里充满了喜悦，她终于有了自己渴望拥有的东西了。

     不久，隔壁小毛回家来。囡儿便高高兴兴地迎上去：“小毛叔叔，小毛叔叔，我有户口啦！”小毛当然不相信，问；“户口在哪里？我看看！”当囡儿递给他那张商标时，小毛看都没看一眼，“哗——”地一声，顺手撕成两半，朝地上一扔；“这是什么户口咯！”面对这一突然的打击，囡儿惊呆了。她的喜悦，她的欢欣，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哇——”的一声，只听见她如丧考妣地嚎咷痛哭：“户口，我的户口！”…… 。

       这，都是我从乡下回来之后才知道的。

       我不知道几十年后，我的芳邻，据说现在已经是深圳某公司的老总，他是不是还记得那小女孩悲痛的嚎哭？他心中是不是有些许因为伤害一个天真的女孩儿感到愧恧？

       年少无知，上帝也只能宽宥。我已经无心再去深究。只是突然忆起知青朋友程亚林说过的一句话：知识青年的苦难是双重的。如果加上我们的父母，那么，这苦难便是三重的！

      今天户口政策的改革的曙光已经微茫可见，但愿新的德政能够造福人民，而不再是羁绊人民，控制人民。让人民安其居乐其业，自由往来，迁徙自由不再是一纸空文。

       户口，户口，多少罪恶假汝行之！

       （附：题头照片为我和我没有户口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