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党史文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原因探析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伴随着共和国坎坷的步伐，走过了它兴衰跌宕的历程。至70年代末结束时，已有近1800万城镇知青被下放到农村。它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还牵动了亿万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它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趋于沉寂。但是，它留下的历史震荡还没有完全消失”①。那么发动这场运动的缘由何在呢？笔者认为，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有的历史现象，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解决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问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国政府对旧有的教育体制、机构等实行了改革，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教育事业的发展缺乏计划性，盲目性很大，原来各级学校不合理的比例尚未能基本改造过来，小学发展过多，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发展较少”②，1953年对中小学进行了整顿和巩固，压缩了初中小学的招生人数，结果，是年未能升学的总数由1952年－10．2万人上升到1953年的213．4万人。此后，从1953年到“文革”发动前的1965年，除1958年外，我国小学毕业生不能升中学，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大学的总人数都在200万以上。

    大量学生不能升学，又必须安置，面对这种形势，《人民日报》于1953年12月3日发表了题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的社论，提出“引导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乃是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的基本办法”。这可以说是日后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以后几年形势日益加剧，一些城市由于升学就业问题处理不当，引发了青年学生请愿闹事事件。1957年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从北京出发，沿京广线南下，做了56天的考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在长沙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经刘少奇审定后发表在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要点是:“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是正常现象”，“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这篇社论实际上代表党中央向知识青年发出了下乡务农的指示，在千百万中小学毕业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60年代初，三年困难后的调整，使得未能升学的人数又一次攀升。“文革”爆发后，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这三年积压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全国约有1000多万人，成为复课的障碍。知青上山下乡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全国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

                 二、解决城镇就业难题

    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就业门路越来越窄。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15万人③，政府几乎找不到缓解就业压力的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造成了待业人员对国家的依赖。实际上，国家既统不了，又包不起，许多人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造成有人无事干，有事无人干的怪现象。1950年至1955年，全国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但1956年猛增至102．5万④，这清晰地说明了就业政策的调整给城镇就业带来的影响。从产业结构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镇就业容量。新中国成立后，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由于战略重点向重工业倾斜，除了“一五”时期和1963至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外，重工业占国家投资比重，都在50％以上，比苏联还要高（苏联重工业投资比重最高时期不超过40％）。这种产业结构导致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根据统计分析:每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容纳劳动力1．6万人，用在重工业只能容纳5000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在第一、二、三产业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忽视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这就大大限制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人口大国，1949年底人口已达5．4亿。同时，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较为深重，“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人口速增的危机普遍缺乏较清醒的认识，反而认为人多力量大，结果导致人口增长失控。1954年我国人口已突破6亿，60年代初已接近7亿。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就业难的矛盾日益突出。此外，建国初期，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的提出，原本无须就业的广大妇女，纷纷走出家门，要求工作，形成了与城镇知青争岗位的局面，给当时的城镇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从可能性条件来看，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确实需要大批的知识青年。与个体经济不同，农业合作社的建立需要许多管理人才和初级办事人员，而且由于当时我国农村的教育文化事业相当落后，文盲众多，于是鼓励有文化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

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西方的封锁遏制无所畏惧，然而，对美国提出的“和平演变”策略却深感忧思。尤其是1956年，可谓多事之秋。国际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国内，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间，全国发生了数十起共约一万多工人罢工、请愿事件。有几十个城市发生了一万多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毛泽东认为，匈牙利党的错误在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然而，由于少数右派分子趁机向党发动攻击，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并严重扩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⑥。1957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下乡》，指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看到，许多旧知识分子，由于过去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因此，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经不起社会主义斗争的考验，成了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今天的知识青年，应该从这个历史事实中接受教训，努力参加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到工农群众中去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为忠实的社会主义的战士。”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局势动荡，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于紧张。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冲突不断，美国侵略越南，威胁我国安全，同时，美国支持台湾趁大陆出现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破裂之机，频繁地向大陆派遣武装特务，进行颠覆活动。在国内，为了“反修防修”，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时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政治意义更加鲜明，基本可以说，是培养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党中央认为，“既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新的一代农民、工人、士兵，新的一代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就是我们要培养的新型接班人。他们不仅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成为领导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层干部，并且从这一支队伍里，会涌现出各种人才，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无尽源泉。”⑦“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被蒙上浓重的政治色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知青的首要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宣布，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消除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差别。党中央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条途径，称其“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⑧。

   综合来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原因复杂，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它的整个运动过程就不难发现:这期间高潮和低潮相互交替，而这一特征又与经济建设中一度重演的“过热”与“紧缩”呈反向运动，即当经济发展“过热”时，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则相对较强，与之相应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则处于低潮；反之，当经济发展“紧缩”时，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受到限制，与之相应的知青上山下乡则处于高潮。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因素是决定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性因素。尽管如此，我们在看到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教育、人口、政治等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客观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