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2# 老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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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第一座公园也是朱启钤开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这里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坛,清帝退了位,没人管,坛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在园内种了很多苜蓿,饲养猪羊。
朱启钤说想盖个公园,北洋政府说行你干吧,但我还是没钱。
他就自己个人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个董事会,对外募捐,说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但“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筹了四万多元,捐的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就这么修成了。这里没有山水亭榭,他在于园中东面建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又建东西长廊,曲折往复,今天我最爱走还是那一弯,满头紫藤花。
“来今雨轩”这个名字取自杜甫的《秋述》的小序:“秋,杜子美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旧雨新朋,情义恒在的意思,这个地方去的多是政客。
朱启钤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又在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把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皇家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
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学者文人就都来了,学者谭其骧回忆过“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穆、汤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
园中千年古柏,多是金,元,明代的,由朱启钤一一造册,养护,很多人爱这点青黛色。诗人林庚白和画家林风眠在这儿赏雪斗诗,五古联珠,一共联到120多韵,轰动得很。程砚秋和新艳秋先后在“柏斯馨”旁边雪地上排演《聂隐娘》戏中一段紫云剑舞。有趣的是,清吟小班的*女来公园必坐柏斯馨,因为这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喱饺”。呵呵,洋气。
找资料时看到史学家谢兴尧写过的一段话:“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看了有点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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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是有心人,他当警察的时候,每日骑马巡察,蹓蹓跶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一切有形无形的故迹一一都“周览而谨识之”。
一个后来做到国务总理的官员,交往的人“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各种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听到他们零闻片语都“宝若拱壁”。连清代《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也“无不细读而审评之”。
中国读书人一向瞧不起工匠,士大夫就算对建筑有点兴趣,也只是把玩,对技术无记载,匠人间也全靠口耳相传。顾准说过“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朱启钤分析得更明白,为什么官府也不记载这些技艺?“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
他举了个荒唐可笑的例子,大清会典中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而读书人看不上这行当,对跟钱有关的事只觉得粗鄙。蔡元培说,自汉以后,最让人追摹的学者都只求道德学问,远离现实世界,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为人所艳称”。
他把这种态度叫做“专己守残”。
后果就是中国几乎没有文字性的建筑手册,到了朱启钤这儿,中世纪都城的现代化要从他开始了,但建设这件事,两手空空,无程序可循,没有典籍可以看。想找人问也不知问谁。
他后来因公去欧洲,见人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志书上”,才觉艺术传承的标准和价值何等重要。
一半是志向,一半是所逼,他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徴名匠”。
当然,政府还是没这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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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他四十三岁,支持袁世凯称帝,还是大典筹备处处长。
这事之后他被通缉。咒骂的当然很多,梁思成后来决断要不要跟他合作,有过踌躇,就有这个因素。也有人为他叫屈,说他当时也是无奈,必须拥袁来保全自己,还有说他被挟持之类。
他终身没提这事,没辩解没忏悔,晚年在自己的年谱上写过一字,说项城“知”我。这大概算是芮恩施说的“骨子里他是完全中国式的人物”。
后来因为“其才尚可用”,他很快被赦免,还被特派南北议和总代表,谈判破裂了,但路过南京时,在藏书家陶湘那里淘到《营造法式》,这才见到最为完备的中国古代建筑的记载。
中国古代汉语中,一切土木工程都叫“营造”,这书是中国法典式的建筑手册。
写书的李诫生在北宋,北宋的建筑正是颠峰。李诫的纪录“上可以溯秦汉,下可以视近代”,象一个剖面,能看到什么是进化。什么是退步。什么为固有,什么是输入。建筑是一个国家文化史的演进,“移身换形,跃然可见”。
但古人的用语,句读千年之下已经难看明白,朱启钤发起“营造学社”,研究这本书,一开始地点就在他家中,牌子也没挂,几张桌,请了几位国学家,但老头儿们懂古字儿,却不懂建筑,很看不明白。
当时在美国读建筑系的梁思成也看不懂这书“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一般人到这儿就停下了,行吧,这么复杂的事,传之后世,让将来的人研究去就得了。但徐世昌对朱启钤有个评价,叫“事必果干”。这个人有口倔强之气,他的书房叫“一息斋”,来自朱熹的话“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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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慰梅说营造学社最初是“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用词轻慢了点儿,朱确实会挣钱,在南北议和失败后,退出政治从商。他娶的是曾国藩后人之女,10岁才随父亲从巴黎回国,岳父对朱最大的影响是“西人以制造致富”,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朱开银行,煤矿,是第一代中国的实业家,但如果只是失意政客的赏玩,走不了那么远,学者王世襄曾经受朱启钤的交付,注释中国唯一的漆工著作《髹漆录》,他说过“可惜现在的人对朱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的学术精英,看了名单让人感慨,一个私人组织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松崎、桥川、荒木。
这是1929年。
朱说“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这胸襟。
抱负也够浩荡的,“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所以不叫建筑学社,叫“中国营造学社”。
有这样的愿望,就非得有大的视野不可,“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
当时朱启钤五十七岁,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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