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九六八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冷到大通湖都结了冰,我们二队通往总场的电排沟的冰厚到我们担一担百十斤的担子都可以放心地在上面行走;虽然这边的路特别难走,基本上是晴天尘飞扬,落雨变成溜冰场那种,我们极不适应,但由于刚到一个新地方,一切都感到新鲜,加上一到就接连遇上元旦和春节两大传统节曰,队上的贫下中农不时给我们送上一些现在很难再吃到的真正绿色食品:烟熏腊肉、坛子菜等,吃得十分韵味。虽然刚到二队我们又面临了一次小分离:二队是个大队,有三个组,驻点分别相隔一二里路,我、甘笛子、嗷哥、畜牧学校的张树宏及张广秀姐弟、叶泽坤、许美谨等十多人分在大通湖北大堤下的二组,而刘园、麻忠、孔胖子、寻大毛等十几个同学却分到了与我们有两里多路远的三组,少了许多欢乐,多了一些不舍;但我们碰上了一位好人_五分场书记熊爱臣,他爱热闹,喜欢看文艺演出和兰球比赛且对我们知青有一种天生的好感。他在我们来到队上没多久便从分场各生产队抽调一批男女知青组织分场文艺宣传队,我们队上甘笛子、烟鬼,麻忠,沈舜元等是绝对主力人选。上行下效,我们队上也组成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宣传队。分场宣传队白天集中在分场部排练晚上各回各队休息,我们队上的宣传队则是晴天出工雨天排练。即是出工也都是干些扯棉花杆,担黄豆杆之类的活。我则被分配将队上所有住户屋前“伞柱”漆成红色,然后再用黄色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或诗词名句的“楼活”事。这件事工作量大,也不好核定工时,任由我自己掌握,的确不错。那一段我们都基本上是满勤,而且我们的工分也定得比较合理:队上男劳力最高的每天十五分,我们十四分半;女的最高十分,女知青九分半;工值也还不错:大月基本上每十分工可达八角钱,小月则可上一元。这样一个月下来,男知青可得二十几元,加上粮食补贴甚至可上三十元,女的也可达二十来元。这样每月“发饷”时,扣除伙食费之后,多少总还是有些进账,日子就可宽裕些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来月,直到春插开始扯早秧才告结束,这三个来月便成了我们漫长知青岁月中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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