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问题包含两个题目:一、儒学是不是国学?当然是的,并且是主体。中国真正的实施“双百方针”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想最不受束缚。秦统一行申商之术,韩非子集大成,虎狼之国,苛刑峻法,民众揭竿,王朝短命。汉初兴黄老之学,讲究无为,民得以修养生息。 从汉武时董仲舒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夫子作了一番彻底改造,将儒学中有利于稳定统治的理论全部肯定,再加上天人合一的神话,就演变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霸蛮学说了,到了南宋的程朱更是将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这个占首要地位的统治理论一直延续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就是中国的历史现实,谁也否定不了。从这个层面上讲,儒学几乎可以同中国的传统“国学”划等号。离开了四书五经,还有何“国学”可谈?
二、儒学的作用。儒学之所以能够长期以来被历代封建统治集团所利用,因为这个学说作为上层建筑能够适应中国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稳定的宝塔式的统治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循规蹈矩,各安天命。这样哪个统治者不喜欢呢?大家不知发现没有?我们同欧洲国家的老百姓思想差异从哪里拉开的距离?就是儒学。儒学总是轻科技,轻经济,重伦理。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你总是讲利干什么呢?讲仁义就要得了。所以一部二十五史,尽是讲人与人如何斗,讲权术势,“骗了无涯过客”,把毛本人也绕进去了。为什么我们的国学不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往自然科学这边跑,不往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天赋这边跑,就是儒学害的,儒学里面只有“为民作主”“与民同乐”的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概念,至今还是这个毛病,老百姓还是盼“明君”、“清官”,很少去想要用法律和制度管人。
儒学现在是不是还要光大?“取精华,去糟粕”是对的。去掉那些阻碍历史前进、不合时宜的东西,如为独裁服务的理论。儒家在讲原则的前提下,提倡仁者爱人,讲礼义廉耻,不取“不义之财”,对国家民族父母讲忠孝节义这都没有什么不好。还有儒家提倡的“中庸”,对世界文化就有贡献。现在世界上有好多问题最终都靠“打”来解决,就不如儒家搞的“中庸”可能好些。
但是如果谁想用“提倡国学”来克服当今整个国民的信仰危机,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重新把孔老夫子请回到天安门,这恐怕也难以达到既定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