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外公和外婆的婚礼,在报刊杂志上经常能看到各种不同的文章和说法。近来在整理老照片的同时,又浏览了一遍我外公和外婆的回忆录。结合老照片看回忆录,觉得也还有趣。大概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两个人都崇尚自主婚姻,不想受传统婚俗的约束,都事先解除了各自父母包办的定亲。当他们决定结婚时,采取了一种近似 “裸婚”的方法,只向亲朋戚友发出一纸分别用中英文书写的结婚通知书,附上一张他们在格言亭的合影,并声明除了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或捐款给中国科学社外,不收任何其它贺礼。
有趣的是按我外公的回忆,是胡适劝他们找两个证人并贴印花税票,才算合法;而根据我外婆的回忆,则是任鸿隽提醒他们,要贴上印花税票,表示在政府注册过,是合法婚姻,现在也无法确认到底是谁提出要贴印花税票以示合法了。总之,他们在友人的提醒下,真的在通知书下贴了四毛钱的印花税票。
这是他们结婚时佩戴的纪念章(1921),
他们在北京东城租住了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以前那个胡同叫作小哑吧胡同),一楼一底,还有屋顶花园,并以此作为婚后的居所。1921年6月1日晚,他们请了胡适和朱征到家里吃饭,下面是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文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小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Chunkuo,湘姊朱征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或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解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的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四个人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茶后,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当晚,胡适就把这件事通报给了北京晨报的朋友,于是第二天北京晨报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标题报道了我外公外婆的婚礼。
美国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Williamsbay,Wis.)夜可思天文台(Yerkes Observatory)的比斯布罗克(Georgevan Biesbroeck)教授是我外公的朋友,在收到我外公的结婚喜柬后,他将这封喜柬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 尽管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可婚后还是很热闹,先后在他们的屋顶花园宴请了中国科学社在北京的同仁和罗素等人。
受外公外婆的影响,我父母的婚礼也很简单,就是在当天由外公开车送他们到市政府登记,并请了陈福田太太作为证婚人(左一)。
回家后,也没有事先特别通知其他人,留下当天来访的客人一起吃了一餐饭,当天的客人签到如下(这是我于1998年到美国时在大姨家里看到当年的签到簿,并复印了下来。我外公外婆家有事没事总有一大堆客人)。
尔后给亲朋戚友发了一张外公亲手书写的通知书,并声明不收任何贺礼。
受长辈的影响,我和我哥哥的婚事也很简单,除了家人一起在家里吃了一餐饭外,都没有举行任何仪式。说来有趣的是我连结婚证都是由朋友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替我去办的(因为我当时出差在外,是从厂里打来的电话中才知道我已经被登记结婚了,当年领结婚证并不需要贴照片),所以我至今还弄不清如何领结婚证。 当外公外婆银婚时,胡适送了他们一首诗,但当时他认为银婚是二十年,金婚是二十五年,所以就写了“……二十年”,事后才发现错了。不过反正是热闹,也就没有再改了。这是当时的宾客签到簿和胡适的亲笔题词,
有一次胡适问我外婆,平时在家里谁说了算?她很谦虚地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她补充了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从这张照片看,大事情确实不多
平时在家,他们是共用一张书桌,两人各坐一边,
闲时,他们相敬如宾,
两老每天的功课之一,
他们很注意锻炼身体,,一直到去世前不久,我外公每天起床后都要洗一个冷水澡。平日里两个人每天都要一起在住所附近步行一英里。即使在1973年回国时,由于接待方担心他们被自行车撞,不要他们在街上散步,他们就坚持在饭店的露台上散步。
童心未泯,两老在大街上共享棉花糖。
当他们金婚时,我外婆写了一首打油诗: 吵吵争争五十年 人人反说好姻缘 元任欠我今生业 颠倒阴阳再团圆
我外公则回了一首答词: 阴阳颠倒又团圆 犹似当年蜜蜜甜 男女平权新世纪 同偕造福为人间
从结婚伊始,除了外出搞方言调查、生病住院以及从南京逃难到长沙等少数情况外,他们两人几乎没有分开过,争争吵吵、热热闹闹、恩恩爱爱,相守在一起度过了近六十年的时光(就在还有三个月是他们钻石婚的时候,我外婆去世了),这又可以说还是一段传统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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