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起了“瓜菜代”时期。那时的长沙街头,抢你手上正啃着的馒头;面粉店,抢顾客正吃着的面粉,这样的“抢夺犯罪”不时耳闻目睹。目标冲着各类食物而不是金银财宝。对这类现象,执法部门也似乎睁只眼闭只眼。
(我没有丑化那个年代的意思。请读帖者别抡大棒。相反,我对那时许多方面的不少“亮点”始终肯定。对全国人们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心存感动。对上层官员,官二代以身作则,共度时艰,心存感佩。)
近读关于易中天自认是“流寇”的一篇文章,说他1965年18岁唱着红歌奔赴新疆时,还是蛮“左”的。是饥饿使他“左”不起来了......
饥饿除了使人“左”不起来,似乎也能降低人们的道德水准。同学之间就少了“君子风度”。我们吃饭是8人一桌,两小碗斋菜,两小脸盆蒸饭。每盆饭需划个“十”字成四坨,一人一坨,菜要分成八份。“划”和“分”的“活计”轮流值日,饥饿逼得不少人在“划”“分”时巧用“技术手段”,以使自己多得几十分之一。饥饿也是一座大学堂啊。我曾感叹吃了几十年食堂饭,就是指这种“包饭”,不是那种各人自窗口购买的“自由饭”。
几十年后的今天,同学聚会酒醉饭饱后,只要谈到这些往事,立刻苦涩并苦笑。
本就饿饭,还要“大搞劳动”,第一学期劳动两个月。或农业劳动,或基建劳动,都是很“劳其筋骨”的。劳动花去的时间,学校便以压缩寒暑假,压缩星期天来弥补,使我们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每天十个课时,两头不见天。我这个对读书极有兴趣的人也深感太累太苦了。(多年后我们去见老校长,他竟然诚恳向我们道歉,说当年确实将我们管得太严,太“左”了。)
在饥饿,苦累的煎逼下,不少“好人”变成了“坏人”,我们班就诞生了这样一个“坏人”。其“影响”比我的“撒尿”还要伟大。
一天的晚自习完毕,大家回宿舍就寝时,突然发现了异样:大彭小彭都说衣服不见了,散碎银子不见了,陈同学说带来的炒米粉不见了,我的箱子被撬开,里面的6斤粮票不见了,同时,S同学也不见了。
这不用任何侦查手段就可锁定嫌疑人。报案后,学校保卫部门几次到S同学在望城的老家追查,反复做工作,终于承认。但因家里一贫如洗,没能力赔偿。我的粮票经曲线运行早进了他的肠胃,旧衣物和散碎银子早没了踪影。最后是开除了学籍。那个年代是“处分”重于经济赔偿的。(按现行法律,S同学当年未满18岁,学校是其监护人,我们有权向学校索赔。)
失去6斤粮票的我,先是向几位农家同学讨借(一人只能借一二斤),然后努力节约用饭,慢慢归还,其苦况无以名说。那是1961年啊!如果是1963年后,花几角钱“买”几斤粮票就不难了。有些事,必须看发生的时间和背景,粮票现在成了收藏品,我还有几十斤全国粮票保存完好。可在当年,那就是命!这不是耸人听闻,没亲历者体会不到的。
开除学籍,回归原籍的S同学,后来听说当了公社的拖拉机手,在田里“突突突”地豪迈着,蛮“先进”的。老实说,他将我害苦了,我当时很恨他。现在呢,一点也不恨了。如果有缘见面,那一定蛮有“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