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回忆 最后的思念——一位老兵的回忆录

    我原名李智民，后因铨叙同名，更名无忮。祖籍湖南湘潭县，现居长沙。

    1937年，我从长沙孔道初中毕业，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准备从事教育，这年我正好20岁。没想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入侵中国。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奋起抵抗，全民抗日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经过抗日战士的浴血奋战，继华北以后，上海、南京也相继沦陷，武汉危急，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决心抗战到底。顿时，抗日志士汇集长沙，救亡歌声响彻大地，前方送来的伤员也不断出现在长沙街头。一天，我和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小学同学的黄显逵前往看望在淞沪抗战中负伤的小学同学、税警团连长胡德华，从他那里得知，我们的小学同学、在他连里担任上士文书的方达人同学在淞沪抗战中壮烈牺牲了。方达人与我私交极深，他的父亲是早期留日学生，因病早逝，他的母亲竟以死殉夫，他与弟弟方达德都是由祖母抚养大的。以后，我也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与胡德华、方达德、黄显逵都失去了联系。

    长沙已成为抗战的重要城市。不久，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长沙，长沙人民第一次遭受血肉横飞的灾难。但轰炸没有吓倒我们，却更加激起了我们的仇恨。爱国前辈的言行和榜样激励着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再等待观望了。恰好西北军官训练班在第一师范招生考试，我应试被录取，学期终了我没有回家，携着简单的行李，在一个寒风细雨的早晨来到当时借住在丝茅冲广雅中学的西北军官训练班报到入伍。

    西北军官训练班的编制有两个男生队和一个女生队。长官从总队长到中队长、区队长都是黄埔一到十一期的前期学长，同学大都是三湘子弟，最熟悉能记忆的有谭浩、仇秦土、吴德身、刘庆元、曹世昌、曹华、彭慎夫、刘广熙等。外省同学有徐州的朱炜、清华大学来的、后来进了陆大去台湾、颇有名气的孔令晟。丝茅冲受训几个月后，第二年四月间，除女生队去江西外，都到了西安凤翔，编入黄埔军校七分校十五期二总队。根据个人志愿，我被编入四大队第七队，同时编入一个队的还有从河北、山东、苏、皖、豫、陕等地来的，除了一位叫王统仕的同学以外，名字都忘记了。

    在黄埔军校经过两年多训练后，我被分发到196师，在黄河以南、潼关到郑州一线保卫黄河。同时分来的同学还有朱炜、彭慎夫、刘广熙、曹华、张文俊、黄建材、季有廉、牛全舜等。与我们同期同总队三大队的刘森茂、靳寿田、毕银海等同学先我们分发来。同校16期的徐启文同学与我十分友好。我的第一位营长是黄埔10期的黄玉厚，河北献县人。因为我真诚负责、严守军纪，他对我十分信任，外勤任务多派我前往。两年后，部队准备调往云南、缅甸，结果开到重庆。因同学朱炜的关系，我结识了陆军大学教务处长杭鸿志，离开196师到陆大教务处第二科担任教育副官。在这里，我与七分校的梁佩文同学会聚了。朱炜也到了陆大。后来还有黄埔同学刘志决、钱刚锐、胡庆镔、郭功骥、张应棠、鞠明远等来陆大工作。在教务处的郭健、李复元、傅骏、范世源、王木森等都与我甚为友好。抗战胜利之日，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

    抗战后期，日寇进扰黔桂，企图北窜，远在196师担任营长的黄玉厚调任军部人事科长，他有随军家属：妻子是老家来的农村妇女，三个儿子，大儿子广平寄养在西安群众家，二儿广山才三岁，三儿昭昭不到两岁。黄玉厚深感因家庭拖累不能上前线，想托付我照顾家小，我答应了，后来黄玉厚考虑我还没有成家，多有不便，他只好辞职，也来陆大担任教育副官。

    抗战胜利后，我们都随陆大到了南京。不久，内战开始，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准备渡江，陆大本部经上海到广州，驻在黄埔岛，不久又决定迁台湾。

           三、我为什么不去台湾

    我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是怀着满腔热血、一颗丹心，从196师到陆大的12年间，我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我为什么不去台湾，归向了新中国呢？理由只有一个：为了热爱我的祖国。在重庆陆大时，我听人讲了白俄教员布尔霖的故事。他原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将军，后到陆大任教，与冯玉祥先生友好，冯特地为他取了这个名字。他的儿子在帮助中国人民抗战中参加空军作战牺牲。陆大教育长万耀煌调任成都黄埔军校教育长时，布尔霖常与万同登青城山，每次酒后，放声大哭没有祖国的悲哀。布尔霖后来不知去向，但他的故事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在陆大工作时，我也常与仍在196师前线的老同学通信，他们对解放军的军纪是肯定的，军纪好坏反映民心向背。我还读了《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等进步作品，加深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此时我结婚了，妻子吴济英是抗战胜利后从上饶集中营被保释出来的原新四军战士，她对我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于是我向教育长徐培根请假，离开陆大，与妻子一起回到故乡长沙，参加和平解放和新中国建设。而黄玉厚和其他一些陆大工作的同学、朋友，因为形势的阻隔去了台湾。

           四、不尽的回忆  最后的思念

    几十年来，无论风吹浪打，我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心始终没有改变。退休后的1985年，我到南京看望了原陆大教务处长、时任江苏省民革主委的杭鸿志先生，会见了俞尚霖同学，并与钱刚锐同学取得联系。钱是16期毕业生，是陆大教育长徐培根的表弟。我写信给远在美国的钱刚锐同学询问黄玉厚的情况，他告诉我，黄玉厚后来担任陆大教务处副处长，在台湾去世，要我不要担心黄的家属。后来我又去信在台湾新竹的陆大的老同学打听，却一直没有收到回信，让我思念不已。黄玉厚妻子的姓名和家世我都不清楚，她的表妹白令文是天津人，原籍河北沧州，曾与我在重庆相识。去年在《读报参考》上看到一则报道：天津白姓老人拉车助学，原籍也是沧州。我想这位白姓老人是不是就是白令文的家人？又联想到黄玉厚的妻子儿女，不管他们还在台湾或是回到故乡，甚或去了外国，我祝愿他们亲人团聚、生活幸福。黄玉厚的妻子可能不在人世了，最小的儿子也该60多岁了，我的老照片多已散失，却还保留着广平和广山的两张儿时照片，经常想念着他们。

    从俞尚霖同学那里，我欣喜地看到曹保民同学的来信。曹是我第一师范的同班同龄学友，后又同在陆大工作，他后来去了台湾，又携家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他在来信中第一个就问起我，我与他联系上，每年春节通信问候。他曾三次回国探亲旅游，在家乡华容县三个中学设立奖学金，资助山村架设电灯，还给予我以经济资助，爱国爱乡爱友之情无时不在。他在长沙多次组织宴集，我都参加了。我曾回送他一幅“庐山云雾”山水画，题诗“故人故国春意浓，爱晚亭畔庆重逢，同学少年知多少，而今座上几翁媪。人生不必百年志，喜得华发日兴隆，八十年来多少事，融入云海画图中。”曹保民同学不久后在加州因病去世，享年86岁。他去世又有9年了，希望他的家人还能回家乡看看。

    我是1980年退休，后来转为离休的。我参加了黄埔军校同学会，见到了老同学刘绍云、郭聘三、章大鹄、李启后、邓横波等，还看望了资兴的曹世昌、汨罗的仇秦土、常德的石定桐和远在黑龙江的朱炜等同学，现在除邓横波外，他们大都不在世了，其他同学还有多少健在，后代情况如何，都不知道，我不尽地思念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