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坐在卢湾区图书馆的小楼里。
院子里的玉兰树，灰青的枝头上，几朵粉白，似花非花的样子，衬托出《青玉案》中“试问闲愁”的濡湿。馆长亲自搬来一摞子的民国旧报纸。
顺手，掸去上面的尘埃。总是嫌灯光黯淡，因为字迹太小。喝着馆长泡的雨前龙井，抱着可有可无的心绪，把老黄的旧纸一页页翻检过去。
一个骨感的女子入得画来。那种苏州人的瘦。那种丁香般淡淡的愁。她叫盛佩玉，是清朝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孙女。她的母亲亦是苏州美女，嫁给盛宣怀的长子盛昌颐做妾，住在外面的小公馆。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只好做了曹禺戏剧《雷雨》中的鲁妈，留下了孩子，另嫁作他人妇了。盛佩玉的丈夫是盛宣怀的外孙，盛家四小姐的儿子，著名出版家邵洵美。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是他们的证婚人。
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人们纷纷逃亡租界。
当时，邵洵美的红粉知己、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拿到了特别通行证，驾车去杨树浦帮助盛佩玉搬家。炸弹不时地落下来，空气中弥散着硫磺的味道。盛佩玉镇定地从玻璃橱里拿出了一套咖啡具，装进了逃难的箱子里。她心想：“打仗，咖啡总归还是要喝的。”
日子越来越难，盛佩玉不愿意求人，只有靠典当暂度。一天，盛佩玉收到典当行的通知，典当的钻石已经到期了。佩玉没有钱把东西赎回来，又不愿意去借钱。借钱是失身份的。佩玉道：“就让那些宝贝给当铺吃进了。没有首饰，也无损我的颜色的！”
解放以后，盛佩玉做了居委会里的小组长。他们在淮海路的房子先是借给居委会开食堂，后来又借给居委会办托儿所。一大家子人，就剩了一间屋子。
邵洵美身体不好，她就把这间房子留给了丈夫，自己去江苏路的女婿家落脚。
那个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盛佩玉来到女婿家，惊讶地看见了张爱玲的继母孙用番租住在一个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孙用番的父亲是做过民国政府总理的孙宝琦，与盛宣怀家是亲家。弄堂里的小孩子都叫孙用番“姑姑”，她是一位高雅的老太太，面容端庄，极有风度，老了，依旧还是白皙，到底是享过福的人，身段还摆在那里的，脑子亦是清楚得不得了。标标准准的京片子，很有一些舞台的味道。
孙用番会注射，弄堂里有小孩子生病，就请她过去打针。她孤身一人，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喜欢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芝麻糊。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晚年生活的。早先，她的房间虽逼仄，家具都是值钱的老货，座钟、相架都精致美观，连盛芝麻糊的碗盏、调羹都是古董。她半盲以后，五官在脸上都走位了，手里的拐杖依然还是德国的老货色。
她的身体无可奈何地衰弱下去，家具也越卖越少。但是当她出现在弄堂里的时候，依旧是一个干干净净、腰板笔直的老太太，哪里肯随便地将息。这是体面，也是尊严。盛佩玉自然知道张爱玲与继母间的纠结。她道：“孙用番一直照料着张爱玲的父亲，替他送终，这已经足够了。”语气里满是悲悯。
盛佩玉在南京居住时，买了几个鸭肫干寄给邵洵美。
洵美回信说，不舍得吃，挂在那里，用舌尖浅尝辄止。
盛佩玉得了癌症，医生说，少抽烟吧。
一晚，是冬至，盛佩玉托出烟缸道：“此刻，我吸今生最后一支烟。”就此戒了，没有一点点的牵丝攀藤。
这一代豪门闺秀，大富大贵，大起大落，有辛酸，却没有抱怨，处变不惊，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修成圆觉。
出得小楼，已是黄昏，正下着雨，小径旁的竹子，有潇湘馆里的雨声。馆长在身后道：“就一起吃晚饭吧，咸肉菜饭黄豆汤，还有评弹。”
于是折回去，任往事在上海人的食谱里，在零落的吴侬琵琶里，欲语还休。
“闲话”里的那点骨气
我一直觉得上海话是很虚心的，无论想讲什么意思，都自谦为“闲话”。在上海方言里是没有单音节的“话”字的，只要是嘴巴里讲出来的都是“闲话”，即使是郑重其事的要言警句。
上海的吴阿姨对邻居、北方人李太太讲：“我规规矩矩脱侬讲几句要紧闲话。”李太太听起来，闲话多少有些多余、无聊的意思，能有啥要紧的呢？吴阿姨强调的“规规矩矩”到底还是落空的。
但是，上海人大多还是守着上海话自命清高，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屑讲普通话的，谁开口讲普通话，通常都会被揶揄为“开国语”。意思里，像是一个平头百姓硬着头皮讲“官话”，狗嘴里吐“象牙”，自以为起了身价。
大约是由于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缘故，上海人对京城官话的官僚傲气很敏感，感到官话实在不如上海闲话的乡音更近人间烟火。
上海人之间都讲上海闲话，他们只跟外地人讲普通话，但是会有意无意地不标准，带点吴音苏腔。
上海古属吴地，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苏州是吴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苏州话过去是上海士绅、大户人家的日常用语。
在上海，能说一口略带些苏州口音上海话的，因为大多出身“大人家”（因为嫌避铜臭，上海人喜欢将“有铜钿”的人家称作“大人家”或“好人家”），教养规矩也多，自然比较高贵，都看不起那些说带着苏北或北方口音上海话的人。因为旧上海的苦力和底层粗活多是苏北人和北方人干的，嗓门大，脏词多。
苏州话多舌尖音，西菜的“西”讲成英语ABC的“C”；“搿个事体我倒是不晓得呀”，“晓”就是带舌尖音；“伊老触气格”，“气”也发舌尖音；“过一歇我打电话拨侬”，“歇”照例还是舌尖音。
如今，在各地方言中，除了苏州话以舌尖音为主，似乎也只有上海人是最善于发舌尖音了，这也可能与上海人较早学英语有关，因为英语中也有许多舌尖音。
吴音苏腔滋养了上海人糯软、温婉的说话腔，即使讲普通话，也讲究低声清丽、矜持适宜。
有格调的上海人交谈的音量一般只够当事人听见，旁边的人根本无法听清。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或打手机，在他们看来就是有失身份、缺乏教养，背地里嗤之以鼻。
上海人是将“闲话”看作一个人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告示牌的，很多时候，他们讲闲话所展示的个人形象的意义，远远大于闲话所表达的内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曾流传过两位耄耋老人的佳话。这对老夫妻已经相伴69年了，丈夫李九皋91岁，妻子陈素任96岁。
1936年，李九皋在电台当英文音乐节目播音员，“大人家”出身的“陈四小姐”陈素任迷上了他的声音，经常打电话进去点歌。
有一次，陈素任去做头发，跟店老板闲聊起她迷恋李九皋的声音，店老板随意应答说：“这个英文主播是我的同学，你想认识他吗？”
陈素任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当年曾不顾家庭反对，坚持学骑自行车，上街抛头露面兜风；后来又执意学开汽车，带着同学开着汽车风光时髦；甚至向刚刚成立的中国飞行社缴了昂贵的学费，学开飞机，成了飞行社的第一批女飞行员。
陈素任通过店老板认识了李九皋，两人就开始了热恋的玫瑰人生。他们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几十年风雨磨难、生离死别的日日夜夜，步入耄耋之年，晚年生活的浪漫格调还是让上海滩的后生们惊艳。
两老家的附近有家名菜馆，陈素任腿脚不好，李九皋就每天晚上搀着她上这家菜馆吃饭。
一连十几年，每天坐在固定的座位，点几样精致的小菜。回家后，两老像集邮一样收集起上千张用餐的收据，珍藏那份温馨的醉意。
“文革”中，丈夫李九皋被关起来了，他们刚刚毕业分配在瑞金医院当医生的儿子，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了牵连，他的清高孤傲忍受不了侮辱迫害，自杀身亡。
医院派人告知这个噩耗时，陈素任正在家里剥毛豆，她一听愣住了，轻声缓慢地对来人讲了一句“谢谢侬”，然后低下头继续剥她的毛豆。直到那篮子里的毛豆剥完，她起身用手掸掉衣襟上的尘屑，收拾那堆空豆荚时，眼泪才“哗”地全部涌了出来。
医院派去的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来前心中设想过女人听到噩耗后的各种反应，或晕厥过去，或失声痛哭，或破口大骂，或者揪住他叫嚷：“还我儿子！”可是，这个上海女人“谢谢侬”三个字中的矜持冷峻，却让他毫无思想准备，不寒而栗。
上海闲话中内敛的功底是多年修炼而得的，城市文明是长期熏陶而成的，浸润着上海人“讲究面子”、“以柔克刚”的低调精髓。
也许是因为开埠较早，上海人很早就相信了本·琼生三个世纪前的那个说法：“语言最能表现一个人。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
过去的绅士淑女们唯恐自己的言语冒犯了别人，妨碍了自己的形象，因而对那些巧妙委婉的表达方式心醉神迷。
他们不但操练语音语调的温婉亲和，而且讲究用词的委婉高雅，回避粗野低俗的流行语。他们不会把出租车叫“差头”，也不肯将去洗手间称作“上厕所”。
费玉清不是上海人，但是他在上海的人缘很好。他祖籍安徽，却从来没有在安徽开过个人演唱会。他也曾到北京等地演唱，大多是蜻蜓点水。唯独在上海，他连续举办了七年（其中两年与蔡琴合作）演唱会。虽然，总是那点简单的舞台背景，总是那套规矩淡雅的西装，总是那些熟悉的旧歌老调，但是，上海人还是迷恋他，追捧他，票房始终很可观。
上海人喜欢费玉清是有道理的。费玉清讲话不紧不慢的语速、不高不低的语调，内敛着谦谦君子的从容不迫和矜持自信，别的外埠演员是学不来的。
费玉清会真诚谦卑地对台下的观众说：“让你们破费了。”
有一次，他唱《一剪梅》唱出了眼泪，唱完后他没有解释自己因为唱动情而落泪，而是浅浅一鞠躬，说：“对不起，失礼了，失礼了。”
周杰伦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周立波也不会这样说，虽然他是个道地的上海人。上海闲话讲起来腔调与格调还是不一样的。
上海闲话是虚心的，但是，骨子里却傲着一座独领风骚、一览众山的峰峦。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发表于 2011-8-10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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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11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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