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亲 记

寻 亲 记（旧博文，新刊出）  

趁着风和日暖春意融融，今日我到了离长沙城二十余里的三叉机。（望城县一个小镇）  

从河西坐318公共汽车，很快就到了三叉机。一下车我直奔江边。四十年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原先高耸江边的黄士山（俗称三叉机机头）不见了，削平了。银三路、潇湘路两条现代化的公路正在紧张施工。江边挖掘机，推土机、炮机、喳土车一片轰鸣。湘江涛声依旧，两岸却景物全非。我伫立江边，努力回思当年，却连《野生纤维试制厂》的方位都找不着了。

我沿着江边泥泞的工地往南往北各走了半里多路，努力寻找当年的痕迹。经于我找到了孤踞江边正在拆迁的《炼锌厂》，这个厂已拆得一蹋糊涂，连人都找不到了。

（见下图）

我记起来了，当年的《野生纤维试制厂》就在《炼锌厂》以南半里左右。我往南又走了半里。到处都在拆迁，处处都是残垣断壁。终于在一户待拆的农家我找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位老人还记得有过《野生纤维试制厂》。这位老人说：那是大跃进中建的厂，1961年过苦日子，搞过野生纤维，后来没搞出什么名堂，早就垮了，拆都拆了。

老人给我指点了该厂的方位，面对杂草丛生的荒坪野地，我脑海中涌现出当年母亲在此挥汗辛劳，我说不出我的心是痛还是该为时代的更迭而感慨。

我不愿来三叉机还因为这里住着我一位四十多年未通音讯姑表叔。本来，姑表叔与我家来往甚密。我祖父的姐姐八岁到姑表叔家做童养媳，生下姑表叔不久就去世了。而且我祖母故世后也埋在姑表叔后山。我当年年年清明都要去姑表叔家后山扫墓。后来因种种原因我疏远了姑表叔。

我记得姑表叔住在距三叉机镇仅四里多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从三叉机出镇，穿越汉北津城土山、过一圹基、沿田间小路、穿越两条山巷就到了。但在三叉机镇上来回找了很久，却找不到当年的路口了，后经人指点，我终于找到了北津城土城，当年的小路口成了一条大马路的入口。（见下图）

四十多年，一切都变了，我心目中的昔日山巷、田间小路、圹基路全没了，到处都在开发，塔吊林立，一片片新房，一条条新路，站在北津城遗址碑下，我不知向何方迈步。

我只好又回到镇上，找摩的司机问路，因我己不记得姑表叔所住之处的地名，问了十几人都不知道。只一位摩的司机说距镇六里的桃花村人都姓彭。是啊！我也记得表叔那一村人大都姓彭。我租了这部摩的送我去桃花冲，二十元包来回。

一路上，我努力寻找当年旧迹，寻找我当年抓过鱼的小圹、寻找我当年捉过泥鳅的水田，没有了，一切全变了，全变成了一片片新居和在建工地，只汉代遗址北津城土城还依稀在目。一路上我想起了我一九六一与姑表叔的一次印象深刻的见面。

一九六一年，仲春三月的一天。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今天是三叉机乡下姑表叔的寿诞。遵父母之嘱，我代替父母下乡祝寿。寿礼早几天就准备好了，香干二十片、粉丝一包，肥皂四条、牙膏二条、火柴十盒、饼干一包、外加大红纸包的50元礼金。这在过苦日子的当年，可是一份重礼啊！全是计划限量的凭票物质，也全是乡下难以搞到手的计划物质，难怪全家人这两个月都用盐嗽口，原来是省下牙膏送亲戚啊。我想：为这份寿礼，全家人更要省吃俭用了。

乡村的黎明，远比城里美，清晨的和风，吹在脸上，还有丝丝寒意。清晨的山乡，远远近近总有一些轻雾缭绕，若隐若现。偶尔一声鸡鸣，拖着那长长的喔…喔…喔…，更增加了山乡的静谧；远处一两声狗叫，此起彼伏。我哼着不知名的小调。不知不觉中走完了十里泥泞山路。

姑表叔个头不高，黑黑的，沉默寡言，老实、憨厚。姑表叔是土改中入党的老党员，听说还是大队上的什么干部。我的到来，姑表叔格外高兴。忙着为我倒了杯温开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

这时 “当！当！当”的钟声骤然响起，雄浑的钟声在天空久久回荡；钟声响过，社员们纷纷走出家门,低着头，抗着锄头，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匆匆地向大田走去。

姑表叔也匆忙地拿把锄头，出工去了。表婶本来就身体不好，现在又患上了水肿病，腿肿得黄亮黄亮，走路都有气无力的，出不了工。

我问表婶，今天不是姑表叔的寿诞吗？怎么不歇息一天。表婶说：“不行啊！现在出工反正都是磨洋工，混日子，但天天都得去，你叔是个大队干部，更要带头。何况我们乡里人全靠工份吃饭啊！”。

这时，我才注意到姑表叔家根本没有做寿的气氛，便问表婶：“今天还有其他客人来吗？”表婶说：“没有，你叔从不做寿，别人也不知道你叔今天是生日。”

姑表叔家我来过多次，低矮的士砖茅草房，门前用竹桠树枝圈成一个不大的院子，空空荡荡。我问表婶为什么不在院子里喂几只鸡鸭，表婶说：“上头说喂鸡鸭是搞什么资本主义，你叔是干部，要带头，不敢喂，但社员中也有偷偷喂几只的” 。

中午，姑表叔收工回来了，一进门就满怀歉意地对我说：“不是你来我还差点忘了我今天寿诞，也不知道你会来，还送这么重的礼，你回去对你爸妈讲我谢谢你们，得闲点我进城来看他们。” 姑表叔还从口袋里拿出三个鸡蛋交给表婶，说是偷偷从邻家借来的。

姑表叔寿诞冷冷清清，唯一的客人只有我，唯一的晕菜是清蒸的三个鸡蛋，另外一碗干红薯叶，一碗白菜，一碗叫地菜子的野菜，还一碗不知名的酸菜汤。不见半点油星。饭是红薯蒸饭，饭少薯多，酒到是有一瓶，是荆钢刺蒸的白酒，七分钱一两，当年人们戏称此酒为晕头大曲。

席间，表婶默默地喝着一大碗清汤寡水的稀粥，姑表叔闷闷地喝酒。我却不知趣地问姑表叔：“早两年报纸上不是还天天登到处放亩产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高产卫星，天天讲东风压倒西风，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吗？怎么一下子就饭都吃不饱了啊。”表婶讲，“好个屁，都是瞎吹的，我们种了几十年田，单季亩产有四百斤就蛮不错了，亩产几万斤田里要堆多厚一层啊，可能吗？上上下下都疯了，只害死了老百姓。” 姑表叔瞪了表婶一眼说：“莫乱讲，你咯号话讲出去要斗死你”

 。

姑表叔喝了一口酒，对我说：“其实上头还是好的，就是中间有的干部邀功请赏瞎吹乱搞，还逼着下头虚夸浮报。净报假数字，报得越高越好，报少了就是右倾，还要挨斗。难啊！不讲良心饿肚皮，讲良心话又要挨斗，群众一天三顿喝稀汤，我这个大队干部早就不想当了，但辞又不敢开口，怕人家讲我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混吧！反正大家都苦，那些拖儿带崽的人家比我们更苦。” 姑表叔还说：“早两年办公共食堂，把家家的灶都拆了；还搞什么大炼钢铁，山上的树都砍光了，连我们几十年的桔园都砍去炼铁了，砸了铁锅铁器烧出来的铁它它冒一点用，至今还堆在野草里生锈。折腾来，折腾去，人都折腾穷了、累了、心也散了。”说着说着，姑表叔竟老泪纵横，“我入党几十年，土改以来就是积极分子，一直相信党，一直跟党走，冒想到今天连饭都吃不饱了。” 姑表叔用衣袖抹了一把眼泪说：“今天我生日，不讲了。讲也没用。我还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总会有苦尽甜来的一天” 。

从姑表叔家回来，我的脚步十分沉重，心里象灌了铅块一样。

从姑表叔回家不久，我当时工作的长沙南区汽车修配厂推荐我参加市委举办的“党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形势坐谈会”。厂里之所以推荐我参加这个会，是认为我根正苗红，父亲是国家干部、母亲是国营企业年年先进的工人、出身又好，我在厂里又早己定为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认定我对党忠心拥戴，在坐谈会肯定会歌功颂德的。

想不到十几岁的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在会上大谈“亩产几万斤是吹牛皮”，“大跃进搞糟了”，“全民炼钢浪费太大”，“彭德怀庐山会议为民请命没错”。以此我陷入了几十年的批斗之中，甚至因“攻击三面红旗”和虚构的“丑化毛主席”而蒙冤入狱。冤判七年有期徒刑（坐了四年才平反）。

这一切虽祸起于我对农村的了解。但是这一切能怪姑表叔吗？

我之所以四十余年疏远姑表叔，起因却是一碗扣肉。

那是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夕，我到姑表叔家去拜年。走了几里山路，姑表叔留我吃中饭，饭是红薯蒸饭，薯多米少，菜是普通蔬菜。在添饭时，我闻到了肉香，而且从灶边没有关紧的木碗柜门缝里我看到一碗还冒着热气的扣肉。当时我特别气愤，姑表叔是土改入党的大队干部，平日我十分尊敬他。我们省吃俭用处处接济他，他却这么对待我，早己蒸好的扣肉却藏在碗柜里不拿出来，我饭也没添就找个借口饿着肚子回来了。

父亲闻知此事也很气愤，父亲说，大队干部有什么了不起，他看我儿子不起，就是看我不起，今后这门亲戚不来往了。

其实，当年姑表叔藏起那碗扣肉，可能也有难言之隐。是啊！只怪我们当年都太穷了，而穷人又偏偏人穷志不短，一腔穷脾气。

四十六年了，今日，我倍感悔疚。我想念姑表叔，我更想再找到和祭扫祖母的故墓。我更想重续这份亲情。

近乡情更怯。四十六年了，姑表叔还健在吗？我四十多年对姑表叔的冷漠，姑表叔会原谅我吗？

到了桃花村，当地人都姓彭，问一位彭姓老者，他认识我姑表叔，原来姑表叔是住在邻近的响水铺村，不过，据说姑表叔早己过世了。摩的司机问我还去不去，我说去。

在响水铺村，我终于找到了姑表叔家，昔日的土砖茅屋早换成了装修时尚的二层砖瓦楼，表婶还健在。四十余年风风雨雨，表婶己老态胧踵。刚见面还不知我是何方来客。当我自报家门后，表婶拉着我的手哭了：想你们啊！四十多年不见了。你表叔在十七年前就过世了。

我想到表叔后山寻找祖母故墓，但四十六年没来，后山早己被推平了，代之而起的是幢幢新楼。我重修祖母故墓之愿竟成幻梦。祖母啊，您在哪里？

我一双空手登门，本想到姑表叔坟前祭拜，匆忙中未备钱纸香烛。姑表叔儿女都在外打工，家中仅表婶凄苦一人，八旬表婶要留我吃饭。我腕拒并匆忙回来了。

安息吧，贫苦一生忠厚老实的姑表叔，我永远怀念您。我会再来看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