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钦可敬的壮丁

    最初知道“壮丁”这个词，是初中语文课本中白居易的《观刈麦》：“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丁壮”就是青壮年男子。这个词汇后来颠倒成了“壮丁”，专指符合劳役和兵役条件的男子。再到我们学的历史教材上，“抽壮丁”、“拉壮丁”、“抓壮丁”都成为了控诉旧社会罪恶的贬义词。长沙县春华山有位农民石庚全，1943年为了躲壮丁，假装病死，修坟立块“活人碑”，自己跑到外地当长工，直到土改才回家。后来他把这块“活人碑”捐献给政府，作为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罪恶历史的见证，这块碑曾在湖南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展出。1966年我们学生下乡支农双抢到过春华山，见到了石庚全，那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带队老师请他给我们作阶级教育报告，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现在突然想起来，1943年，那不是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吗？

    1963年，四川人陈戈创作并主演讽刺喜剧电影《抓壮丁》，这部四川方言讽刺剧辛辣地讽刺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借着抗日的招牌买卖壮丁、敲诈勒索、鱼肉乡里，成为当年我们接受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就坚信“当壮丁”不是什么好事，“抽壮丁、抓壮丁”则更是刮民党的一大罪恶。

    然而月初到四川成都安仁县参观建川抗战博物馆，却颠覆了我对于“壮丁”的理解。

    四川是个沃野千里、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因为地处西南，在抗战中成为“大后方”，为全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兵力和物资保障。从北洋政府开始直到1937年的抗战爆发，四川曾先后发生了长达20年的军阀内战。但“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七七”事变一发生，四川人立即就停止内战，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宣布全民抗战，并电邀各省主要军政首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主政四川的刘湘慷慨陈词：“四川竭力支持抗战，所在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9月5日，刘湘、邓锡侯主动请缨，分率30万川军出川抗战。八年抗战中，装备简陋、近乎原始的川军足迹遍布全国战场，先后参加过几乎所有的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前后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西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豫西北会战……主帅刘湘带病出征，病死汉口，临终仍声声嘱咐：“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壮烈殉国的川军将领有王铭章、许国璋、饶国华、李家钰等。中国的抗战军队中，每五、六人就有一个四川人，出川抗战的３５０多万川军，有６４万多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高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修建机场、国防工程征集的民工也达到300余万人。

    川人为抗战做出的贡献不仅限于正面战场，作为国家抗战的大后方，后方的川人也为抗战做出了惨痛的贡献和牺牲。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产粮区都沦为沦陷区，全国粮食供应万分紧张，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靠四川供应。于是四川省政府制定措施，很多地方军民都实行一日二餐，节约口粮支援前线。仅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四川共征收稻谷８２２８．６万担，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３８．７５％，稻麦总量的３１．６５％．这么多粮食，是从四川这头瘦牛身上挤出的血和奶，是四川老百姓勒紧裤带做出的奉献！

    四川还每年向前线输送１０万至３０万壮丁，成为中国最大的兵源基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实行的是征兵制，一般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而四川实行的是“两丁抽一、三丁抽二、五丁抽三”，八年中共出壮丁３００万人，“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以血肉之躯抵抗穷凶极恶的日寇，那是一种多么惨烈的苦难和悲壮。１９４３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蒋介石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四川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全国共征选应征青年１２．５５万人，川人４万以上，居全国之首。这些青年中有１．５万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后组编为青年远征军，共９个师的番号。十万青年从军运动是中国抗战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四川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将永远载入史册。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川军团”，他们在家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拿起枪来都是无畏的英雄战士。

    在“川军抗战纪念馆”里，我看到了“壮丁队干训班毕业证章”，看到了四川人民送亲人上前线的历史照片，我还看到了一位父亲送儿子出征亲手制作书写的“死”字旗，在这面旗上，这位父亲用浓墨大书：“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不忘本分”。

那是一段何等悲壮的历史，我们因为将士们的牺牲而得以保全国家和民族，得以幸福生活，但我们却在以逃避兵役为荣、以讽刺剧方式无情地讥讽先人，我们还有良心道德吗？站在“川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雕塑前，我低头默哀，为自己过去的无知和偏见羞愧得无地自容。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新华日报》曾经发表过《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吃苦于斯、发财亦于斯。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新华日报》当年的社论言犹在耳，建立于成都的“川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却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因故拆毁”，那是一位足蹬草鞋、下穿短裤、身背斗笠和大刀、手持老套筒步枪，奋勇冲锋的战士的英姿。直到1989年才由年过八旬的老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带领学生重塑，并于2007年抗战胜利纪念日迁回当年抗战川军出发地、成都各界欢送大会场、现在的人民公园南大门。清晨，我和燕归来一起专程租车来到这里瞻仰铜像，战士挺拔的身影映衬在蓝天的背景下，阳光照耀在他坚毅的脸庞和胸膛上。我祝愿他永远雄姿英发地屹立在这里，屹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再不要倒下，再不要被人遗忘。

    谨以本文迎接即将到来的“8·15”抗战胜利66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