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队只有两个同学回家。留守的高宝银、程家芳和陈忠梅是我的同班同学,陈汉明是跨校的初三女生,张更生是本校初一的男生。高宝银告诉我,他们买肉回来,在大队部代销点碰到桂花佬的媳妇银秀嫂,特意带信叫我来聚聚,顺便议议参加大队宣传队的事情。fficeffice" />
得知我方才跌进小溪,陈忠梅悄悄离去,过了一会儿她双手捧着一大搪瓷碗红糖姜开水来到我面前,要我赶紧喝下去,以防感冒。
姜糖开水甜中有辣,一碗下肚,浑身暖暖的,但更让我倍感温暖的,是那浓浓的同窗之情。
同学们告诉我,大塘小学的负责人林老师奉命组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希望知青们成为宣传队的骨干,并请他们转达对我的邀请。
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抛头露面,虽然勉强可以吹吹笛子拉拉二胡,那水平实在是上不了台面。但架不住同学们的游说鼓动,暗想参加的诸多好处,既可以经常和同学们聚在一起,又可以挣大队工分,何乐而不为呢?高宝银和张更生更是高兴,因为我和他们一样,都酷爱篮球,我的加盟可以让知青队与民兵队有了一比高下的机会。
做饭前我发现她们除了盐没有别的调料,就让高宝银和我一起回我们队拿些豆酱。豆酱是我们春节回家过年时从贵阳买回来的,说是豆酱,我疑心是做酱油剩下的渣滓,黑乎乎的,很咸且便宜。我晓得即便在贵阳,一般的人家也不喜欢用它。不过当时我们在农村,也实在没有其它的调味品,适量地用豆酱作调料也还马马虎虎。
我拿了大约七八两豆酱返回八队,把豆酱交给两位在厨房忙活的女生就去看张更生和高宝银下棋去了。
吃饭时,那锅黑乎乎的“酱爆肉”让我目瞪口呆。原来她俩把我拿来的豆酱全用了。也怪我没有交代清楚,我的本意是多拿一点给她们,留着以后慢慢用,我不可能小气到只拿炒肉用的豆酱啊!
知道了原委,大家也觉得好笑。咸就咸呗,“酱爆肉”可是难得吃到的好东西啊!
几年后,陈忠梅被O八三系统抽调到凯里工作,临走前她把自己的谷子分别给我和高宝银各留了30斤。(此前他们因为分队,两人已不在同一个队,其他同学已经陆续返城。)
我和高宝银去送陈忠梅出山,我们一人挑她的行李,一人挑办粮食手续所需的谷子(必须到粮站上交口粮才能办理粮食迁移证明)。
分手时她安慰我们,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相信大家不久一定会再见。
当年秋天,我送走了在大塘的最后一位同学高宝银。他也给我留下了一挑谷子。
他被抽调回省城,分到省木材加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半月后我收到他工作后的第一封来信,信中夹寄了20斤全国粮票。
知青时代,始终困扰我们的一直是缺粮问题。我由衷的感谢我的这些同学,他们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忘记我这个还在偏僻山村苦苦挣扎的穷朋友,是他们留下的珍贵友谊,给了我逆境坚持的信心和勇气。
后记:
二十多年以后,我和陈忠梅、程家芳才在本校赴天柱上山下乡知青三十周年纪念会上重逢。当年大塘插队的同班同学中只有我们三人到会,此时大家已是年近半百之人,谈起往事,叹息不已。
我对她们谈起姜糖开水和“酱爆肉”的往事,她俩一脸茫然:“真有这样的事?不记得了。”
而同学们留给我的稻谷、寄给我的粮票以及那碗又辣又甜的姜糖开水,我怎么忘得了呢?在我的心底,更是深深珍藏着那份浓浓的同窗之情。
201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