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洋插队：萍踪传书

回复 1# 老灯火

我们拿到护照时，既兴奋又新奇。现在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们谁都未曾见过这个小本本。想象之中，护照应该象游西域的唐三藏携带的关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当接过公安局邮递来的护照，才看明白这是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上面标明，该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看着这个梦寐以求的证件，仿佛已经见到自由的曙光，尽管远走高飞仍在未定之天。

我们初步制定了一个“迂回签证，曲线出国”的计划，绕过欧美等西方国家遏制堵截外来移民的“马其诺防线”，第一步先谋求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的国家签证，直觉告诉我们，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开始尽可能收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如“世界各国年鉴”，“世界知识”，“华声报”和“参考消息”，我们发出各种信件，如：

联合国紧急援助非洲行动委员会，要求成为志愿人员前往非洲饥荒地区。

世界自行车旅游协会，提交环球自行车旅行计划，请求该组织提供路线的建议和沿途国家自行车协会名单和通讯地址。

欧洲各大学中文系和华侨子弟中文学校，毛遂自荐前往担任中文教师。

……不一而足。

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规，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

(待续)

回复 2# 老灯火

回复 3# 老灯火

星期四上午，北京的林荫道，阳光明媚，绿草茵茵，仿佛夏日未竟，尚无萧杀的秋意。按照一个苦思冥想的计划，我们和大力和晓翔，分为两组，我和晓翔为甲组，大成和大力为乙组。分别在S国使馆两扇门等候，这样就可以保证遇上栗先生。根据推理，时隔数日，外交部的通知应当已经传达到每个角落，如果卫兵认出我们，就可能不允许我们再次进入使馆，那么只能请已经有了意大利签证的大力帮忙，他可以合法进入S国使馆，找到栗先生讨回我们性命交关的护照。我们站在门口，卫兵朝我们点头招呼，一切没有异常。捱到九点，不见栗先生踪影。晓翔安慰道，“北京人上班迟到是惯例。”话音刚落，栗先生骑了一辆破自行车飞驶而来，把我和盛大成带进使馆。在花园里他对我们说，“签证好了，在我的抽屉里呢！”谁都不曾也不敢设想事情是这样的顺利。在办公室里，当栗先生递给我们两本护照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它们迅速揣入怀中。栗先生嚷了，“都拿出来，你们还什么都没看呢，有几点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他打开护照，告诉我们，签证是三个月有效，浅蓝色的图案印有一行英文字，下面是一张体现当地宗教色彩的贴花，上盖有北京S国使馆的印戳。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外国签证。
此时此刻，以往种种的猜疑和恐惧烟消云散，我们欣喜万分，站在面前的栗先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样，我们从此成了很好的朋友。当天中午，我们在使馆区一家幽静的饭店共进午餐。栗先生告诉我们，在进入外交学院以前，曾在东北插队多年，他身上那股豪爽之气也就不奇怪了。栗先生说，他很佩服南方人，因为他们太能吃苦，再穷的国家也敢去，像旧社会“闯关东”的汉子。他告诉我们，我们绝非是先行者，之前有几个上海青年跑到S国的首都，以发豆芽为生。在S国办国籍绝无可能，按照该国的法律，必须在那里生活九十九年方可归化入籍，在这个世界上，穷国家往往比富国家更抵制外国移民。不过，如果化上一千美金就有希望搞到长期居留权。S国穷的叮当响，北方还在打内战，不可开交，长期流落在那里不行，作为跳板不妨可以一试。我们说也正是做如此想，况且，一时要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入境签证，难于上青天。栗先生笑道，“他妈的，美国佬是个滑头货，势利得很呢！如果你是小老百姓，活该靠边站。如果你有某种背景，只消五分钟就送你一个签证。这就是美国式的统战。”当天下午，我们陪同大力到首都机场，登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目送波音飞机剑击长空，仿佛嗅到自由的气息，幻想插翅飞去，融化在深邃的蓝天之中。当晚，我们分别通知了各自的家庭。我的姐姐离开电话机，大声对我妻子说，“弟弟成功了！”我回到上海后，大学的一个同学来到我家的第一句话是，“打酒来，让我们好好庆祝你的新纪元。”这个消息简直成了不胫而走的福音，尽管我们所能去的，只不过是贫穷落后和充满险恶的陌生国度。
就在我南归的第二天，儿子哇哇落地。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算命先生断言，这个属虎的儿子福星高照，给家庭带来了运气，明知是穿凿附会，宁可信其有，无非讨个吉利。我这个读过一大堆唯物主义哲学的新爸爸，开始对命运深信不疑了。
孩子的降生，倍增了我出国心理上的迫切感。文革以来，无数中国家庭固有理念的幻灭，社会各阶层独立人格的缺失，在历年持续的高压和动荡中，人们即便以鲁迅笔下绿豆芽的生命力，顽强地挣扎出来，也是难免畸形扭曲。社会弥漫一种厌世思潮，鄙视以往人造的神和权威，唾弃养育又折磨他们的黄土地。
回到上海一个月后，我们得到上海公安局的更改前往国许可和出境签证，处于随时可以合法出国的境地，而且有了新更改的前往国S国的签证，进入第三国使领馆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开始计划的第二步。此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多次往返京沪之间，几乎走遍两座城市的使领馆。
美国和加拿大自然是既定目标，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在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尼加拉瓜共和国，是中美洲联邦中的穷困户，刚和中国建交不久。在历史上，美军曾经在尼加拉瓜建立过基地。当时，反美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长达４０余年的亲美总统索摩查后，取得国家政权，和美国关系非常紧张。我们走进使馆，没有找到中国翻译，正在犯难，一位肤色略为黝黑的外国人，招呼我们坐下。这位态度亲切的先生，正是上任不久的大使，既没有文秘又没有随员，是见过的最两袖清风的外交官。他说，除了新华社记者，很荣幸能够第一次接待我们-两位因私申请签证的中国公民，我们不免感到受宠若惊。填写了表格以后，大使先生请我们等候了一会儿，因为他的使馆印戳锁在首饰盒之中，上市场买菜的太太带走了钥匙。
富有戏剧性的是西萨摩亚签证。我们的注意力一度集中在澳洲和新西兰。从一九八六年圣诞节起，澳洲放宽了入境管制，中国学生如能一次性付清学费，就可以获得签证。我们没有钱，设想了一种可能，即先行争取其周围岛国的签证，然后以过境名义进入澳洲和新西兰。
在北京国际海员俱乐部查阅外交手册，我们发现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南太平洋岛国，都是非常驻性质，也就是说，虽然有外交关系，但是在北京没有常驻机构和外交人员，委托一些在历史上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照看在华利益和代办业务，西萨摩亚正是由新西兰驻华使馆代理。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中部，分为西萨摩亚独立国和东萨摩亚两部分，东萨摩亚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群岛上除了土著居民，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华裔和华侨，我们纳闷，当年他们是如何过去的？是候鸟？还是风吹过去的种子？太不可思议了。

回复 4# 老灯火

从资料上看，西萨摩亚人口只有十多万，首都阿皮亚才3万人。西萨摩亚又称“椰子之国”， 盛产椰子和可可，世界各国都用来制作高级巧克力糖。海洋的绿色波纹，火山和热带雨林气候，在我们脑海中勾勒出一派典型的热带风光。非洲没去成，能到南太平洋赤道岛国一游，也算是还了心愿。听说西萨摩亚的还是部落制社会，萨摩亚人擅长制作独木舟，很有鲁宾孙飘流记的意境，光凭这一点就够吸引我们了。言归正传，使人浮想联翩的是旁边的美属萨摩亚，六万人口，特产金枪鱼，那就是个袖珍美利坚，有参众两院，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制，仿效得惟妙惟肖，还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如果能远渡重洋，进入这个南太平洋群岛，即使去不了澳洲和新西兰，滞留西萨摩亚冻不着饿不着，据说当地人的食物，主要是满山遍野的香蕉和面包果，用烧红的卵石来烧烤野味。实在熬得不行，搞一艘独木舟，趁着月黑风高偷渡东萨摩亚，也就算圆了去美国的梦。

通过新西兰驻华使馆，我们向西萨摩亚提出了申请，同时也申请了赴新西兰旅游签证。一个多月以后，新西兰驻华使馆通知我们，因为没有经济担保人，新西兰签证被拒绝，不过，使馆接到西萨摩亚政府回复公函，我们的签证已被批准了。这下子，新西兰使馆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发出签证，由于没有直达航班，我们就必须在新西兰过境转机，这样就有赖在新西兰的可能。如果不发签证，立即遭到我们的抗议，扣押签证显然是漠视和侵犯西萨摩亚的主权。领事查阅了半天有关的领事条例，要求我们持有中转澳洲前往西萨摩亚的机票，就可获得西萨摩亚签证。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出场的是一个经理，白人，一脸的蔑视，用盎格鲁撒克逊的高傲口吻，坚持我们得先有西萨摩亚和新西兰的入境签证，才发售机票。新西兰使馆和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之间的推诿，归根到底是都害怕中国人跑进各自的国家。新西兰临时代办是个重磅女人，却有着天籁般的嗓音。最终还是她拍了板，“好了，大家都精疲力尽了，先生们，我们也不再为难你们了，不过也请你们帮个忙。”她让我们到日本航空公司办理北京-东京-悉尼-阿皮亚（西萨摩亚首都）的订票单，然后凭此单新西兰使馆换给我们西萨摩亚签证，这样，新西兰将“祸水”泼到澳洲，不过，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并阅读盖有新西兰驻华使馆公章，西萨摩亚的另纸签证（签证不是加盖在护照上，而是特制的一纸公函）上的英文说明，发现我们已经有了新西兰过境权。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进入该国，这可不是新西兰驻北京使馆的初衷，因为就在一个月前，我们申请新西兰签证是被拒绝的。

澳大利亚是个金色的梦境，至少对于当时的我们是如此。西萨摩亚旅游和新西兰过境签证的成功获得，无疑使我们士气大振，增强了进军澳大利亚使馆的底气。当时，北京的澳大利亚使馆就像个热门的舞厅，年轻人趋之若鹜，人满为患，几乎清一色是奔着留学签证而来。坐镇签证处的中国秘书，是一位很年青的阳光姑娘，敏捷又不失干练，我为其可动听的地道京腔所倾倒。看见我胸前红色的交大校徽章，她对我们颇有好感，对我们护照上各色签证，十分好奇，“你们够可以的，洲际旅行，真让人羡慕。”因为申请澳大利亚过境签证，我们的表格得以破格优先提交，免除排队之苦。不大一会儿，领事签证官员召见,是一位举止斯文的中年妇女，很有礼貌地说,”先生们,你们要去的是奥地利,而不是澳大利亚.”表格退回一看傻眼,原来是在匆忙中，竟把英文版旅游年鉴的西欧奥地利一家HOTEL资料,填写到表格中“在澳洲逗留期间留宿何处”一栏, 奥地利和澳洲的英文名字仅一字之差,鬼使神差，也就没有去成大洋洲.后来去了欧洲，最终落户了奥地利，也算是阴差阳错的缘分，莫非是预兆和天意？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们转而注意欧洲大陆。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欧洲分为两大阵营。西欧当然暂且不能碰，东欧诸国是我们的首选。先后走访了东德，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就是必须先有东欧任何一国的签证，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入境许可，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开个先例。真是世态炎凉，尽管本是同根生，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东欧各国并不怎样待见中国兄弟。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简直就是铁板一块，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这可是我们原先预料不到的。当来到最后一个东欧国家匈牙利使馆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亲自接待的是一位匈牙利签证官员，令人惊讶的一口纯正普通话，他很愉快的接受我们对他中文水准的恭维。这样，大家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早年他是布达佩斯大学的汉学教授，我们讨论中欧对比文学，就像学术论坛邂逅的中外学者。他的业余爱好是旅游，对我们已取得签证的国家，大感兴趣。最后这位外交官刮目相看，欢迎我们做客匈牙利。柳暗花明又一村，东欧大门从此洞开，因为有了匈牙利的签证，我们很快得到其他所有的东欧国家的入境许可，包括蒙古和苏联。

东欧告捷，按照计划，我们开始试探西欧。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设在上海静安宾馆，那天到达领事馆已是下午四点过后。初冬的白昼渐短，此时天色已暗。犹豫了一会，我们还是按了门铃。坐堂的秘书直接将我们引进给签证官员，一位雍容富贵，仪态优雅的女领事，正在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看到二个不速之客，她开玩笑地说，“绅士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过周末吗？”看来她的心情不错。打开护照，上面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签证，分别来自南亚，东欧，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她扬起眉毛，说，“啊哈，环球旅行家，雄风不减当年的郑和下西洋。”她分明在显摆自己中国通的渊博，我们赶紧表示由衷的钦佩，“不过”，她打了个悠雅的手势，“我的先生们，我只有给你们二十四小时过境的权限，更长的，必须报批比利时王国内政部。”我们连忙说，“借道贵国，二十四小时足够了。”她大笔一挥，大功告成。精心策划的方略，耗费的苦心，和直至现在所做的一切铺垫，都是为了这一个时刻的到来。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的西方国家签证，尽管仅仅二十四小时过境，可是意义重大，此时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表。一个星期以后，由于有了比利时的签证，原先犹豫不决的挪威大使馆，果然批准了我们的入境许可。

有了西欧的签证，我们决定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走一遭。位于乌鲁木齐路的领事馆门前，申请签证的人排成长龙。我们径自来到门口，武警打开护照，只见一排五颜六色的外国签证，迟疑了一下，看来他是吃不准的来头，还是优先放行。领事馆是一栋老式洋房，和北京使馆区的新建筑相比，显得小巧玲珑，而且有贵族气派。进入签证大厅之前，先要接受严密的安检，海军陆战队队员全副武装，十分摆谱。超级大国果然不同凡响。当时，苏联正处于巨变的前夕，即将独步世界的美国，正踌躇满志，飘飘欲仙。

签证领事是个很美国化的女子，穿着打扮透着好莱坞的气息。和她照面之前，有两个中国雇员审视我们，其中一个小白脸，一边翻阅护照，一边不阴不阳的说，“搞了那么多签证，花了多少钱？”听者气不打一处来。我脱口而说，“在外国领事馆里公然侮辱同胞，作为中国人真为你这种行径感到羞耻。”很快我们知道，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轮到我们Interview的时候，小白脸满脸堆笑，附耳对签证官说了一阵子。她转过身，漫不经心翻看护照页，问我们，为何要访问尼加拉瓜？难道不知道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吗？我们表示，对于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屑一答。这个显然比我年轻的女签证官被触怒了，注视着我，居高临下地说，“你来自上海交大，但是那样不明事理，看来我的中国同事说得不错，对此我表示十分遗憾。”随后不由分说给我们护照加盖“214B”，这是等级最高的的拒签标志，六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我们第一次尝到超级强权的傲慢和无理。一个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霸主，就像一头在瓷器店中漫步的大象，破坏和践踏，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灾难性的。这个女签证官，无论学历，阅历，智商和意志力，都无法与我们相比，然而她代表的是美国的无上威权，操有“生杀大权”，可以瞬间决定成千上万申请入境者的命运。我想，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区别。至于那些对权势溜须拍马，而对自己的同胞使坏的人，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革命的产物，是社会的癌细胞，既丑陋又可怜。

整个国内段的签证工程结束。衡量再三，我们放弃南太平洋，美洲和东南亚路线，决定走欧洲路线。一则，欧洲大陆国家众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另则，我们已经得到欧洲国家的签证最多；再则，十分现实的是，可以乘坐票价便宜的（从北京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的卧铺票是七百元人民币），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国际列车，我们今后的路还很漫长，将能最大限度节省盘缠。

临走前几天，家里面积不大的地板上，行装散放的到处都是，十多年前送我下乡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光景。川流不息的亲朋好友，除了祝福以外，纷纷传递海外生存的要诀，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玉良言，有具体谋生的锦囊妙计，虽然谁都没有见过外部世界。长女为母的姐姐，将祖传的鸭绒被，一针一线缝制成睡袋；刚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搂着满月的儿子，一手为出远门的丈夫收拾行李，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何时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遥远，只有苍天才能作答，想到这里，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不由的阵阵袭来。翻译家墨兰的公子小鹏，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正是为了他们，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头。”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别。一年后上海的一场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点45分，我们搭乘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正点从北京站徐徐启动。送行的邬君随着款款移动的列车追了几步，他的签证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先走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喃喃自语，离开月台，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着他渐渐离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无可名状的心情。能够走的走了，从今以后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广袤的未知世界，无论是祸还是福，恐怕永不重归。

回复 5# 老灯火

回复 6# 老灯火

  此文生动有趣，可惜原帖在红网湖湘文化栏亦应者寥寥。续转：

  火车上的社交圈子日甚扩大，其中不乏有一些外交人员，据说，他们乘坐火车可以领取飞机的盘缠钱，火车票仅是飞机票的十分之一的价钱，这样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外汇。其中有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中国使团的社会事务参赞陈先生，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秘朱先生，当前者知悉我们游历各国，感到十分新奇，说，“若不是当今政策开放，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哪有机会跑出来看世界，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他是说了实话，中国已经告别闭关锁国的过去，开始多元认同和与外部社会文化互动的时代。而从此我们也就开始了“既在此，又不在此”，“处处为家，无处为家”的空间互换。朱先生告诉我们，六七十年代时，乘坐这趟列车的，一般是代表团、外交官，政府官员、还有省委部委以上高官，少有老百姓。列车安保也很严格，有公安人员随车。西方人称之为“神秘的东方列车”。作为普通人，我们感到庆幸，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有这样的可能，确实如此。
上午在乔依尔站作短暂停留，一路飞速行驶，中午时分，到达位于蒙古中部的首都乌兰巴托，它也是蒙古航空和铁道的交通枢纽.列车员通知大家，客车将在这里停靠多时，可以下车看看。火车一停稳，几乎所有的旅客携着照相机跑下去。
和以后看到的欧洲火车站相似，乌兰巴托的火车站虽然有点简陋，采用开放式，没有与外界隔离的围墙，月台和城市广场连成一片。苏赫巴托广场同时位于市中心，广场中央竖立着苏赫巴托骑马塑像纪念碑，建于五十年代的政府大厦，，中央邮局等建筑就在附近。广场上方分别悬挂蒙苏二国领袖的巨幅画像，一位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位是泽登巴尔，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志。车站广场上经常可以见到苏联军官，看来这里的苏联驻军不少。凸显当时的华沙条约组织框架下，蒙古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四年以后各缔约国分崩离析，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从而冷战结束。
穿过广场的另一侧，便是城市街道和一排排本色调的建筑，千篇一律，没有个性，不过总算有了点城市的气息。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国家之一，行人稀稀拉拉，身穿民族服装的市民，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三五成群的外国游客。我们步入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场，简直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代的供销合作社，食品百货以至于烟糖五金合为一家，没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分工，表明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这里的商业也是处于原始状态。除了在列车上已经领略过的，硕大的麸皮面包和劣质包装的糖果以外，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值得描述的了。
当我们回到广场，见到高，林和靳先生聚在纪念碑下，和二个蒙古人比划着什么。原来，三位仁兄不约而同兜售他们的商品，有真丝围巾，电子表和其他的小玩意。林先生还带有二瓶白酒，就像二枚手雷倒插在腰包上。小帅哥靳先生人未到法国，却已经像个十足的巴黎推销员，非常老道又不失潇洒，把所有商品用别针挂在呢子长大衣二个内侧面，收放自如，只需闪开大衣衣襟，展示出琳琅满目的流动橱窗，令人眼花缭乱。二个蒙古青年，打扮入时，穿着当地少见的牛仔裤，应该是蒙古都市的时髦青年兼黄牛党。他们情不自禁的伸手
想摸摸，被高先生拦住了。一场哑剧的生意洽谈开始了。蒙古话我们谁都不懂，对方干脆讲俄语，俄语显然是蒙古的第二外语。我们当中，只有高先生会一点，也仅仅是从“一”数到“五”，如果想表达“十”，非要连续说二个“五”不可，以此类推，可见他的俄语程度。最后，谈到支付手段，蒙方坚持用蒙古币-图格里克，中方坚持以苏联卢布结算，高先生对我们说，“蒙古币-图格里克顶个屁用，简直开玩笑。卢布一路上可以零花，至少到了莫斯科，坐出租车没有问题。”话音刚落，一辆苏制小轿车无声无息滑行过来，车门打开，跳出两个蒙古警察，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那二位蒙古青年被警察楸住衣领，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我们都吓坏了，赶紧回到车厢，大伙仍是心有余悸。高先生却不然，说道，“没事儿，这和中国一个样，警察只抓黄牛，不会找外宾的麻烦。”天哪，我们原来已成了“外宾”！林先生有点懊丧，正为他那一大箱的白干发愁。高先生笑道，“老弟，不用发愁，到了苏联，销路有的是。”老马识途，事实证明高先生没有说错。
下午二点，列车离开乌兰巴托，继续向前方奔驰。坐在风驶电掣的东方列车上，朝窗外瞭望，不禁思绪万千。蒙古民族历史也很长，有数千年之久，和中华民族差不多上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欧亚大陆，也是人类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后来可汗忽必烈建立元朝，进入蒙元时期。历史上的中蒙很难分出彼此。无论是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关于蒙古的交易，还是以后斯大林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地位，实际上是典型国际霸权时代的地缘政治，虽然，当时中苏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却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毫不心慈手软，其作为与大肆掠夺的俄国沙皇并无二致。列车越往前开，和南部国土大部是戈壁地区不同，蒙古北部草原特征越是明显，据列车员介绍，春夏之际，一过乌兰巴托，绿茵茵的植被，壮美辽阔的大地，显得江山如此多娇。
傍晚时分到达蒙古北部的达尔汗站。有人介绍，达尔汗市是六十年代崛起的工业城，发展迅速。城市的楼房和其他建筑均为白色，图画一般，远远望去，大雪纷飞的隆冬腊月，整座城市就像童话中，玲珑剔透的水晶宫矗立在茫茫雪原上。同车的蒙古华侨告诉我们，蒙古文化崇尚白色，认为此是纯洁的象征，成吉思汗的战马就是白色的。这里见到久违的工厂，开始有了工业化的痕迹。据说，这里生产的皮衣和羊绒衫，销往西伯利亚地区，价廉物美。我们前往莫斯科，甚至于北极的挪威，正需要御寒行装，本来想到达尔汗市买些来，无奈火车停靠时间才半个小时，只好作罢。
从达尔汗站开出，列车行进二个小时，到达了位于蒙俄边境的苏赫巴托，其名来自蒙古建国领袖苏赫-巴托尔。苏赫•巴托尔毕生寻求蒙古民族独立，争取苏俄的支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仇视和脱离原宗主国中国，却又变为苏俄的附庸国，这就是地缘政治的宿命。这里仅仅停留十五分钟，期间蒙古边防人员迅速给旅客办理了出境手续。
 (待续)

好文！

     去西奇好，祝端午节快乐！作者周游世界的生活经历，令读者也大开眼界。再续：

      当天午夜，列车进入苏联地界。因为莫斯科与北京的时差，我们的手表一律往后拨五个小时。忽略不计中蒙境内铁路长度，从现在起，到达莫斯科终点有将近一万公里路程，是全球最长的电气化铁道线，也就是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铁道线的重头戏，既不是北京和乌兰巴托，更不是莫斯科，而是壮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历史超过一百年，穿过乌拉尔山脉，连接欧亚的莫斯科和海参崴，是当年沙皇染指远东的战略动脉。据说，那时候，沙俄倾其全国之财力，征集了数十万的俄国农民服劳役，顶着零下五十多摄氏度严寒，在永冻层开山建桥，铺设铁路，饥寒交迫，劳累致死，不计其数。和秦始皇修长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火车缓缓进站，在月台边咯噔一下停稳。苏联边防军头戴橄榄帽，胸前佩戴勋章，白晢的皮肤和线条分明的轮廓，个个是高头大马的英俊少年，使人意识到是到了欧洲地域。边防检查非常严厉，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展示国家的力量。边防军个个冷若冰霜，逐个车厢收走旅客的护照和苏联签证，然后所有人被命令离开车厢，沙丁鱼似的站在列车的走廊上，边防安全人员进入车厢，仔细搜查行李架和床铺下的旅行箱。同时武装警察检查厕所，列车工作人员的卧室和车厢的顶部，不厌其烦，没有任何疏漏。紧接着是海关盘查。戴大檐帽的海关官员，根据旅客事先填写的申报表，逐件清点行李和贵重物品，如首饰，照相机和录音机等等。最有趣的是，苏联海关人员一张张数着你荷包里所有的钞票，不时还要你解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钱，如港币和马来西亚币，像古董商那样极富耐心。我很怀疑，这究竟有多大的必要。我们隔壁的包厢是一对蜜月旅行的年轻夫妇，男的叫Pate,是个无拘无束的澳大利亚人，是爱尔兰航空公司驻澳洲办事处的职员，娶了一个西德太太。海关官员对他们进行了彻底的搜查，连包厢的窗帘也细细检查了，高先生很有想象力地断定，苏联人是想看看有否违禁的成人画报。事后Pate大发牢骚，说，It is very funy,埋怨苏联边防太不友好，有着一付上帝的脸。这对新婚夫妇，先从澳大利亚飞美国，然后到泰国，新加坡，尼泊尔，中国，经蒙古到苏联，再从芬兰的赫尔辛基回西德的法兰克福。护照发还以后，我们下站散步，车站挂满了政治宣传画，众多带红色袖章的苏联边防军，审视着来自东方的客人。
     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城市是乌兰乌德，是东西伯利亚第三大城市。十七世纪由哥萨克人建立。中国-蒙古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这里交汇。城市风貌具有哥萨克民族特征，表现着不同于以后经过的其他俄罗斯城市的文化。市区喇嘛寺庙建筑，布里亚特风情田庄和城堡到处可见。乌兰乌德地处著名的贝加尔湖东南，距湖区仅数十公里。而汇合点距离传说中的贝加尔湖仅半天多的路程而已。
      晚上和列车员小王闲聊，小伙子很有文学功底，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我们谈得很投机，一周的旅途，他好几次把自己的列车员休息室让我看书写字。
      第二天人们醒来，发现列车已经是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飞驰，（将经过雅布洛诺夫山脉，中西伯利亚高原、西西伯利亚平原，翻过乌拉尔山区后进入东欧平原。列车出中国需要1天，过蒙古也需要1天，其余4天都在俄罗斯领土上奔驰）西伯利亚严寒世界赫赫有名。冬季达摄氏零下50度。而时下的零下30度根本不在话下，这是冬天温和的气温。据乘务员说，这里绝对低温是－70℃。年均气温低于0℃。
左侧雅布洛诺夫山脉，右侧既是浩瀚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是世界上最深的，最古老的湖，已经有两千万年的历史了。湖水清澈透明，据说有将近二千种动物和八百多种植物，而且很多是当地所特有的。第一次看到它，完全被其海洋般的气势所震撼。贝加尔，说它是内陆湖，不如说是俄罗斯内海更妥切。此时此刻，已是一片茫茫雪海。没有人能不为那种无任何人工雕琢的，完全原生态的魅力所倾倒。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9年初冬，吃了败战的沙皇俄国海军司令高尔察克率残部，沿着远东铁路线武装押运西伯利亚列车，将近三十个车厢共运载沙皇的家当一千六百吨黄金。不久火车燃料告罄，途穷末路的高尔察克指挥水兵们，用雪橇拉着沉重的金块在冰天雪地前进，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效忠的亲兵和马匹不断死亡，当行进到封冻的贝加尔湖湖面，刮起西伯利亚可怕的暴风雪，刹那之间全军覆没，人为财死黄粱一梦，也是大自然对贪婪的惩罚。随着贝加尔湖解冻，沙俄帝国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而来的金银财宝也就瞬间沉入湖底，这批据说市价相当五百亿美元的黄金，至今还沉睡在贝加尔湖静谧的水下，唤起了人们无比神秘的幻想。

      贝加尔湖畔，茂密的白桦树林中，俄罗斯风格木屋时隐时现，雪山，雪海，雪天，山水天三者一色，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贝加尔湖仿佛成为人间天堂的海市蜃楼。坐在行进的列车上，窗外景色尽收眼底。又飘起了雪花，梦幻般的视野，眼前一切若隐若现。根据历史记录，西伯利亚最早的统治民族就是弯弓射大雕的匈奴，“苏武牧羊”就在北海，即贝加尔湖，用海的感觉和比喻，说明我们先人的想象力和我们并无二致。实际上游牧民族没有明确的国界，整个西伯利亚都是活动范围，他们放任骏马奔驰，能跑得多远就多远。即便塞外苍茫，不乏征服自然的浪漫。
列车绕着水天一色的贝加尔湖整整走了大半天，大概是贝加尔湖周长的十分之一。应该是很感谢当年的西伯利亚铁路的设计师。极目眺望，雅布洛诺夫山，贝加尔湖和相当二十个法国面积的西伯利亚，如此壮观，胸襟豁然开朗。历史上的拿破仑和希特勒曾想征服这个伟大的国家，就像当年的日本人要吞并伟大的中国，如同蚍蜉撼树，现在想起来，就会感到可笑之极。

  (待续)

回复 11# 老灯火

        这位李敏太卖关子了，这么久才又贴上一章：

      乘务员说，车外气温在零下三十度以下，偶然能见到养路工在铁道边临时搭建的工棚，裹着棉大衣的俄罗斯铁路工人站在一边，和疾驰而过的东方列车招手。西伯利亚铁路铺设的是复线，部分区段还是三线。这里使用均是电气化火车，天空的电线也多了起来，集装箱、零担和汽油灌货运列车，以及苏联国内绿色的客运列车，穿梭往来，车水马龙，显然交通热闹了起来。进入苏联，停靠的站次明显增多了。车厢过道上经常出现俄罗斯旅客和苏联列车工作人员，他们是从新挂上的苏联车厢经由这里到餐车去的。虽然彼此语言不通，我们互相微笑，握手，以表示友好，使人联想起正缓慢解冻的中苏关系，老百姓本来就是淳朴厚道，不存在什么无聊的恩恩怨怨。有一位列车员告诉我们，近年来，中苏关系明显好得多了，早年当列车抵达苏联境内车站时，站台上布满了苏联警察，不允许当地人跟中国人说话，更不允许外国旅客随意拍照，列车员也不得擅自与国际旅客聊天。我们乘坐的列车是东德制造，进入苏联境内，换成电气机车，时速达一百多公里，夜间行车更快，左右摇晃像是摇篮。
我们在伊尔库斯克停靠了好一会，大家饶有兴致的下车拍照留念。伊尔库斯克是西伯利亚最重要的工业和商贸城市以及交通枢纽，离贝加尔湖最近，誉为俄罗斯的“东方巴黎”。由于人口密度较低，居民建筑间距宽阔，以多层、低层建筑为主。宜人的空间尺度，令人感到一种亲和力。听说，这是伊尔库斯科一贯的传统城市规划策略，保持城市格局大气，和良好生态环境，这与我们以后到达的北欧有相似之处。17、18世纪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在这里保存不错。不少建筑物檐口，门窗和栋梁雕刻花纹，显示俄罗斯远东精湛的建筑艺术。
列车一开动，我们就跑到餐车去了。苏联餐车已是完全的欧洲格调，和蒙古餐车相比要豪华得多。除了深夜，餐车几乎不停运转，只要旅客有兴趣，即可整天泡在那里消费。这确实很适合火车上的长途旅客，在吃吃喝喝的同时，无疑增加了一个旅途中的活动和交际场所。人们可以在这里，结识朋友，一面吃喝，一面聊天。在那个年代，对于初次出国的中国人来说，在餐车用膳是一大奢侈。服务员多是俄罗斯肥胖型的中年妇女，热情好客，打着手势，忽悠客人多少花费一些钱。因为林先生夫妇的慷慨解囊，我们在那里用了早茶。就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苏联的牛奶很便宜，对于到餐车消费的人们，面包也是免费的。林先生告诉了我们这个秘密，原来他们夫妻俩已是这里的常客。我们有点纳闷，林先生哪来的这么多的卢布?他喜形于色地说，“我的所有白干都脱手了，十个卢布一瓶，好买卖，不是吗!”“你在哪里脱的手?”他笑了，“就在此地，在餐车。”他向站在不远的，向我们微笑的苏联领班眨了眨眼，“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里的侍者个个都特别卖力为我们服务，我和他们已是老相识了。”苏联人嗜酒如命，当时执政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三大运动，其中之一就是反酗酒运动，实行全国禁酒法令，只有在周末和节日才有少量的烈酒出售。由于社会、官员腐败，使酗酒越反越烈。难怪高先生拍胸脯打保票，即使一船白干也不愁没有销路。

     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认为，苏联社会处于危机前状态，几十年的历史没有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极大潜力” ；粗放式生产经营、高消耗、浪费严重，生产成本远高于西方；资源的毁灭性开采与挥霍和环境破坏；经济结构畸型、轻工产品等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戈氏的改革先是学习匈亚利、然后是北欧和瑞典模式，允许东欧国家民主化，认为要向西方看齐。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公开宣扬民主性和多元论，导致了五年以后（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引起世界地缘政治的剧烈调整。当然这是后话了。苏联瞬间的分崩离析，这可是一般人都无法预料到的。但是，美国的智囊和政客，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早在苏联解体前就作了预言，五年内苏联将不复存在。事情的发展完全为他所言中了。苏联帝国的崩溃，就像天文物理学中演化到晚期的恒星，巨大自身引力将整个星体向中心坍缩，遽然爆发。凭借外力不足于肢解苏联帝国。这方面，老谋深算的西方是有足够的耐心。
      在餐车上认识了二个结伴而行的国际流浪汉。表面上，我们俩和他们一样，但是性质不同，背景不一样，我们是寻找移民的定居点，而他们是体验不同的社会生活，也就显得浪漫和潇洒。对于外部世界，他们是为了满足征服欲，而我们即是苦苦的上下求索。他们是冒险家，我们更像是难民。相比之下，我们很是羡慕。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加拿大人。叫做菲利普的法国人尤其滑稽，头次和我们打照面的时候，一面说“哈啰”，一面闪开外衣，给我们看印着“野战军”的军用棉衫，自称是中国大兵。他们跑遍整个东南亚，在新加坡打了半年工，在日本做了一年的餐厅服务员，一千多美元工资，晚上当家庭教师教英文赚外快，又在中国鬼混了三个多月，当时在中国绝无打工的可能。现在横穿西伯利亚进入苏联。在西方，或厌倦了安逸的生活，或趁年青，提起背囊，跑到世界闯荡的，以增加见识，大有人在。欧美诸国往往互免入境签证，多数不发达国家对西方人极为开放，和便利的现代化交通，以及西方国家公民天然条件，如没有归纳为物质因素的后顾之忧和其他掣肘，使人能够有这种可能。物质的极端富裕，使西方人的一部分越来越聪明，他们可以不断进行新的学习，新的工作，新的尝试，甚至新的开拓，满足猎奇心理，只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意愿就行。他们就像现代的鲁滨逊，那些单调，重复和繁重的常规作业交给“星期五”完成。西欧的大批来自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劳工，既是典型的现代“星期五”。

回复 13# 晴天蓝蓝

   蓝蓝好！作者在红网发帖很慢，每周才上一篇。续转：

  列车咣当一下停住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了。是东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人口一百多万。这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叶尼塞河交汇处，西距莫斯科四千公里，约是中苏两国首都距离的中心点。铁运、河运、航运发达，是西伯利亚的交通中枢。作为西伯利亚地区工业重镇，主要的工业部门包括有冶金、电力、和机器制造。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研制人造卫星的太空研究中心，全球瞩目。有经验的旅客告诉我们，列车西行，沿途停靠的站次逐步增加，在感觉上气候也会温和一些，人口和工业的分布显然是偏重苏联的欧洲部分。每到列车到站，大家都会蜂拥而下，跑下去看热闹。月台上往往设有为旅客服务的售货小亭子，出售俄罗斯粗大的面包，糕点和咸鱼，苏联人是完全生吃咸鱼的。全付武装的苏联安全部队警员，在车站上度方步，长筒靴在雪地上嘎嘎作响。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外国人，同时禁止当地人和外国人打交道，到底是封闭的社会。的确不少苏联黄牛党试图从我们这儿买点什么去，他们对任何东西感兴趣，从衣服到墨镜，从收录机到圆珠笔，只要你愿意，可以用惊人的价格出售身上所有的东西，以至于只剩下你的裤头。一个苏联青年跑来，环视四周，用蹩脚英语跟我们谈生意，大成的人造皮夹克可卖一百卢布，可惜是他的御寒冬衣，无法割爱。车站外马路上，红色公共汽车在冰天雪地中小心翼翼行驶，三五成群的穿着毛皮大衣的俄罗斯妇女，站在电话亭和售货亭边，看着我们这群稀奇古怪的远方来客。
酒香不怕巷子深，事后我们知道，林先生和苏联餐车领班的白干交易，很有影响力。第二天，跑来个英俊高大的男子，风度翩翩，活像一个苏联将军，原来是巡视的苏联列车长。他很关心的询问我们的国籍和行车路线，然后摸出明信片和纪念章赠送给我们，明白事理的高，林和靳先生，立即回赠了一瓶二锅头和几盒清凉油。接下来，大家开始关上包厢门做生意。他买走了一只手表，二瓶高粱和三条牛仔裤。制服笔挺的列车长先想借我们的皮包一用，又怕目标太大，购买的物品一时不敢取回，表示要天黑才能来拿。最终大家约定，由中方给他送过去。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几个来到餐车，只见列车长坐在那里聊天，对其心仪的漂亮苏联女乘务员围了一圈，他在那里高谈阔论，装着不认识来客。我们坐下来，要了咖啡和番茄汁，开始谈天说地。列车长便扬长而去。靳先生夹着皮包起身尾随，剩下的人继续和餐车标致的女侍者，比划着插科打诨。不大一会儿，靳先生回到餐车，告诉大家，商品已经顺利成交，刚才列车长正在车长室等待他的光临。
东方列车上的故事继续进行中。苏联女乘务员也开始到我们这里串门，三三两两的，如过江之鲫。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纳了个天生尤物的俄罗斯妃子。如今亲眼目睹，不由得你不信。女乘务员都是青春焕发的妙龄少女，面部轮廓分明，高鼻梁大眼睛，肌肤白腻,眸子如同一汪海水, 秋波盈盈。她们身穿剪裁合体的制服，紧绷着丰满的体型，腰却很细，藕般的手臂，白皙的秀腿，那种成熟的风韵，既火辣又抢眼，漂亮到令人眩目。高，林和靳先生展示五光十色的商品，欢天喜地的姑娘们看花了眼，一问价钱，囊中羞涩，又爱不释手，流连忘返。最后，挑选了小玩意，如发夹，丝绸围巾。我们这些人中就数靳先生年轻，风华正茂，他说，“大哥们，你们拖家带口的，没有机会了，我可不同。”这帅小伙子发誓，一旦巴黎的定居搞成，即回来娶个亭亭玉立的苏联新娘。
到达新西伯利亚是下午的午茶时分，新西伯利亚是西伯利亚的最大城市，松散的城市建设点缀在辽阔植被和树林之中，用今天的话说，很绿色，它是苏联人口第三大城市，仅次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但是几乎少见行人。这里有全俄最大的芭蕾歌舞剧院，和最大的新西伯利亚火车站，并拥有一些俄罗斯最好的高校和博物馆，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里居住着6500名科研人员。其实，新西伯利亚是后起之秀，近代崛起的新城市。沙俄时期的新西伯利亚，是重刑犯和政治犯发配流放的地方。列宁当年就是被沙皇禁锢在这里多年。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时，它也就是一个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步步紧逼，大批重要的工业迁移到此，成为俄罗斯远东军事工业城市。作为全国的依托，从此西伯利亚也就发展起来了。建设时期，很多苏联青年下放到新西伯利亚，进行大规模开发，和当年中国知青建设黑龙江一个样。这里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占世界前列，森林面积占全俄罗斯的80%。
随着列车的挺进，我们认识的人越发多了。有个会讲中文的日本小伙，叫武长优。日本和沙俄是宿敌，当年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是沙俄蚕食亚洲的远东战略，为此，与其激烈角逐的日本和沙俄曾经过过招。我们问武长优这段历史，他说不知道，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的爷爷当过苏联红军的俘虏，所以他的奶奶非常憎恨苏联人。一路来和他交谈，知道不少日本的情况，相对欧美而言，日本向来是个文化上较保守的国家，不过现代的日本青年开始叛逆，怀疑传统的理念，社会的拜金思潮还是主流，大阪有句见面语，用英语的意思就是，Making the money,很有讽刺意味。

武长优二十五岁，父母五十多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们才十来岁，所以对战争的印象很淡薄。整个家庭住在京都的郊区，父亲是县教育委员会的公务员，母亲是当地旅游区的小旅店老板，实际上是到了夏季，把家里多余的房间租出去的意思，类似我们后来在匈牙利住的Landlady。武长优本人是京都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去年开始到中国戏剧学院学习汉语。这次到苏联旅游。日本人口密度大于中国，但是，除了工作学习以外，很少迁移定居海外，除了日本是四面濒临大海的岛国，和很强的民族归属感以外，和其社会经济状况有关。武长优很羡慕我们环球旅行，根据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当时像我们如此潇洒阔绰绝无仅有，当然我们不会告之自己的真正目的。
无独有偶，列车上除了高，林和靳先生等汉族国际贸易商，还有一个叫萨迪克的新疆同行。他用一条马保罗香烟和高先生换了白酒，每到餐车，萨迪克总是请我们当翻译，因为有一次点鸡蛋汤，却来了一道猪肉汤，使这位伊斯兰教子民大为恼火。萨迪克随身携带五十万人民币的货物，堆起来就是座小山，目的地是土耳其，据说还要到伊朗等阿拉伯国家一游。
清晨，火车到达十分有名的秋明，是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城市，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储量居欧洲第一位。这里便是通往欧洲石油、天然气主干管道的中枢。如果俄罗斯一不高兴，掐断油气，整个欧洲都得遭殃，后来虽然超级大国当不成了，但是还是能源大哥，西欧还得看它的脸色，这是俄罗斯屡试不爽的王牌，不容忽视。在十月革命的时候，秋明就是西伯利亚商业和运输中心，二十世纪中期因大规模的油田开发，飞速发展。秋明建于中世纪，其特殊的名称有二说种法，一是据说以第一个开发此地油田的地质勘探队长秋田命名，一是据信来自于匈奴，意思 “万人之邦”，是因为成吉思汗西征之时，曾经在这里驻扎数万骁勇的骑兵闻名。如果不是蒙古兵的游击作风，维持到元代，可能历史就要重写了。

从秋明一开出，我们又坐回到餐车去。结交了两个瑞典人，安德森是高速公路上的养路工，每年工作五个月，其余七个月逍遥。林耐是原始森林的看林人，每天的任务就是在直升机上用望远镜瞭望森林，在我们听来，他们哪里是当工人，简直是打工贵族。据说，瑞典是北欧高福利国家，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就是要把苏联改造成那样的模式。后来我们到了北欧，才知道什么是高福利，即使美国也做不到那种境界。又跑来一个西德人，一口英语不咋地，但是表情丰富，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引人发噱。他在一家公司干了十几年，有一天突然发现应该抛弃原来的生活方式，跑到广阔天地来了，他刚刚游历了整个亚洲。物质生活富裕到某种的地步，人的个性解放也就有可能发挥到极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中午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24年前原名叫叶卡捷琳堡。之前国际列车通过1777公里处的洲际界碑，从此由亚洲进入欧洲大陆，大家站着窗前，翘首以待此刻的到来。兴奋之余，突然间浮起一丝无名的悲哀，人类天生就有占地为王的绿林禀性，硬生生把大好河山划分为不同的洲，不同的地区和数不胜数的大小国家。如果造物主从苍穹俯视，原本挺好的一个蓝色地球，被亚当夏娃之辈刻画道道犬牙交错的界线，如此丑陋不堪，必定痛心疾首。“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然而后者的自私，贪婪和同类相残，和动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自然和动物界，不需要护照和入境签证，没有肤色种族的细分以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纷争，更不要说针对同类的鄙薄，歧视，奴役和各种战争。

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乌拉尔最大城市和工业、交通、文化中心，百万人口。二十世纪初是革命运动中心之一，这里有很多当年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的故事。叶卡捷琳堡是俄东部地区铁路及航空枢纽，重型机械制造基地。这里的高等院校和俄罗斯科学院的科研机构密集，并且很有名。

回复 15# 晴天蓝蓝

蓝蓝好！也曾有过短暂西欧与澳洲游历，觉得“洋插队”前知青作者阅历丰富，读来有趣。只是续文太慢，再转：

      读到此文也很是跟着感慨一方，六十年变迁，但这些人这么死心塌地想着主子，王国裕，胡惠君们用愚忠来说也不为过，为他们的忠而感动，为他们的无谓而怜惜，没有自我，值得吗，主子在好的时候会偶尔想起他们吗？现在大概不会有这种人了吧。但有一种动物是这样，我以前没有养过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就是狗，不管主人是穷是富，是年轻或老人，它都是忠实主人的。

      大胆的人有远见，这些人的经历很令我向往。没有机会，很想体会一方。写作的主人可能也是因为经历吧，有了写得冲动。若这样的经历只烂在胆子里多可惜呀

回复 17# 晴天蓝蓝

谢蓝蓝关注。再转，备存：

回复 18# 老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