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至善村（二十六）

                                   新至善村（二十六）

       上文说到我父亲金先杰没随北大返回北京，1946年7月，他接受了贵阳师范学院的聘书，去了贵阳。情形是这样的，从1945年起，父亲除在昆华工校兼课外，还在昆明的中法大学兼课，被中法大学理学院聘为讲师，中法大学是民国初年由蔡元培在北京发起和组建的一所大学，1940年也南迁到昆明，1946年中法大学也要回北京了，父亲一下就丢掉了两份教书工作。这时,他在贵阳师范的北大同学推荐他到贵阳教书，贵阳师范聘请父亲为副教授，父亲一心想离长沙近点，便同意了，于是，一家三口去了贵阳。
      贵阳市师范学校是贵州省建校历史最长的师范学校，创建于清光绪28年（1902），学校地处贵阳市中心区，是在清贵阳书院基础上建校的。到了贵阳师范，母亲陈惠霞意外的遇见了同在广东卫校学习过的一位同学，她在贵阳师院医务室工作，母亲好不高兴，正愁没地方住，一家三口就在她同学家住了几天。
      我哥哥金泽渊那时只一岁半，母亲要带他，无法去工作；再则，刚到贵州，工作也不好找，住所也无有；还有，母亲离家有9年了，她想回广东看看，所以不想在贵阳多呆。父亲离开长沙也有七八年了，祖父在1945年去世的，日本投降后，恢复了通信，父亲才知道祖父在长沙去世的消息，父亲远在昆明，不能回家奔丧，很是悲伤。在贵阳正值暑假期间，他就利用这假期带母亲回长沙给祖父扫墓，看望祖母，还顺便送母亲回广东探亲。他们在贵阳呆了不到一个星期，就乘长途汽车去了长沙，途中经过贵州的玉屏县，玉屏以生产箫笛驰名中外，玉屏箫是箫中珍品，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父亲买了对箫带给祖母，祖母会吹箫，也教会我父亲吹箫，这对玉屏竹箫我家至今还珍藏着。
      我父亲家老屋在长沙安沙，我曾祖父（嗲嗲的嗲嗲）是位清末秀才，开教馆（私塾）谋生，祖父曾在清末安徽铜元局当过差，辛亥革命后，改朝换代了，就回湖南老家，用积蓄在安沙置田购屋，成家立业，我祖母是浙江周氏，能识字舞墨，还会吹箫。当时祖父家的是有九口人，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的两位叔父，父亲他们三兄妹及一堂兄，家中开支较大，所以祖父也继承曾祖父开教馆的事业，出来办了两所小学。一所就办在长沙营盘街金氏祠堂边，叫金氏小学，祠堂周围住了不少金姓人家，学生大部分都是金姓的。父亲从小就跟随祖父住到营盘街上，四岁就在祖父办的金氏小学读书。营盘街始建于南宋，以辛弃疾军营所在此处而命名的，历代长沙城的军队都驻扎这里。
      我小时候，父亲曾同我讲过他在营盘街的故事，老营盘街只是条麻石巷，没现在宽，那时他只三四岁，由我的伯伯（比他大两岁）常带他在巷子里玩。一次，巷子里突然来了一队骑着马的巡防兵，他们兄弟俩站在街中不知所措，那些马匹却没停蹄，依次的从他俩头上跃过去，没碰他们半跟毫毛，路人都看得目瞪口呆，那马真训练有素。
      抗战时期，因战乱，祖父祖母回安沙乡下居住，抗战胜利前夕，祖父不幸病逝，只祖母一人仍住在安沙，父亲带母亲千里迢迢来长沙，只见到祖母，祖母给我母亲的见面礼是一个金手镯。父亲早有在长沙城里建房子把祖父母接到城里住的打算，眼下见到祖母孤苦伶仃，更把建房当成回事了，再则，自己如能回长沙来也有个落脚之处，于是父亲拿出毕生的积蓄，委托他的一位表哥在营盘街上帮他建一座住房。那时营盘街金家祠堂的地皮是属金氏家族的，只要是金氏成员，就可在那里建房，钱得自己掏。
      父亲的这些积蓄，都是省吃俭用攥下来的，在昆明他除在西南联大当助教一份收入外，一直还在外面兼有一份教书工作，在昆明的后两年，兼昆华工校和中法大学两份教书工作，中法大学聘请他当讲师，加上我母亲的工资，一共有四份收入，是相当不错的。但父亲和我母亲在昆明多年，从没添置过一件衣服，也不上馆子的，昆明的过桥米线那么著名，他俩都舍不得去尝，为的是存钱建房。父母亲的这些积蓄建房还不够，父亲把祖母刚给我母亲的那金手镯也卖掉，我伯伯也凑了一些钱，才勉强够上数。
      父亲母亲在在长沙只呆了十来天就去了广州，我母亲有九年没见到她的家人了。外公他们一家在广州沦陷时躲到澳门去了，舅舅也在澳门做起了生意，抗战胜利后，舅舅把生意做到广州，也把外公、外婆接到广州住。我父亲在广州拜见了外公外婆后，安顿好我母亲和哥哥，只身赶回长沙来，筹建建房一事，尔后回贵阳，贵阳师范学院也快开学了。
      父亲独自一人在贵阳师院教书，在贵阳师范他只两个熟人，一个就是介绍他来的北大同学，另一个就是我母亲在卫校的同学，这位卫校同学的先生是该院数学系系主任，北方人很豪爽，常邀我父亲去他家吃饭。贵阳师范学院不大，父亲的教学任务不多，他又想外出兼课，便托这位数学系主任帮忙，他介绍我父亲去贵州大学兼课。
      贵州大学不在贵阳城里，在贵阳的城郊花溪镇上，父亲是每星期一次去贵州大学兼课，在那里先认识一位北大校友方敬，他是贵阳大学外语系副教授。方敬是四川人，1939年从北大外语系毕业的，比父亲低两届，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谈起了北大的往事，一下就接近了。方敬又介绍父亲认识另一位在贵阳大学的北大校友何佶，何佶是贵州大学历史的副教授，是安徽人，1935年入北大历史系学习的，也比父亲低两届，毕业后受聘于贵州大学，何佶经常与我父亲交谈，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北大读书时的情形。1947年暑假，我父亲受聘于南宁师范学院，离开了贵阳，何佶几乎与我父亲同时离开贵州大学的，何佶去的是台湾师范学院当教授，之后失去了音讯，父亲以为他留在了台湾。
    解放初期，父亲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何佶已改名为吕荧，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还是美学界“美在主观”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后来父亲也获悉到方敬在贵州大学时就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在在西南师范学院也担任教务长，还长期担任四川省文联和作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和作协主席。
      类似这种失去了联系，后又从报上见到的人不少，如父亲在昆明工校兼课时，有一位兼数学课的老师叫汪志华，他是1943年从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受聘于云南大学。父亲和他一道都加入了云南省科学教育会，同入会的还有唐敖庆等，因为昆明工校的校长李洪漠是该会会长，在他手下做事不得不加入，所以，他们三人即是校友，又是同事，还是会员，交往较多。父亲只知道在昆明的“一二.一”运动中（见上篇）汪志华表现积极，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就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解放后也是从报上得知他是中国科学院筹委会成员之一，成为中科院的早期领导。
      我母亲带着我哥哥住在广州的外公家，做惯了事的她，整天带人也感到无聊。半年后，我哥哥早已断奶了，可以托付我外婆带了，她就出去找事做，事情没找到，却看到助产职业学校办培训班的广告，为充实自己，她去报名了，学了一年就毕业了。这已是1947年7月了，父亲也结束在贵阳师范学院教学，准备去南宁师范学院应聘，来广州接我母亲和哥哥一道去南宁。